正文
但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实现人民币结算和流动。因此，在中国，这种条条的区隔主要表现为货币当局与推动中国对外实体经济来往尤其是国际工程结算上分离，后者不归前者管辖，前者没有义务与动力推动后者的实现。
埃及（该国在经历美元荒、支付手段荒）的中国、埃及商人翘首盼望使用人民币结算及流通，但被行政约束阻断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过去二十多年国际上盛行的国际金融理论对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中的使用起了阻碍作用，
例如，认为一定要达到某种“可兑换标准”才可以成为“国际货币”，进而才具备国际支付手段的资格。事实上，如今已经被公认为国际货币的日元，直到1998年才实现“完全可兑换”。这些教条信念都是80年代之后才逐渐成型的，而西方国家实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包括相互间的投资）是在这些信念形成之前发生的。也就是说，西方国家货币如美元、前西德马克在50-70年代履行其跨境实体经济货币功能时，并没有满足这些所谓的条件。这些教条形成后只是忽悠了更多中小国家将其货币“完全开放”，变成国际游资的投机品。
其四，当前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受挫的主要问题是信心问题，主要危险是中国国内过度膨胀的“纯资本运作”导致经济“脱实入虚”过于严重。
具体的危险在于：现代货币“贷款创造存款”的性质使得“脱实入虚”浪潮中可能创造大量的服务纯虚拟业务的货币，这些货币连同一些老百姓（资本运作中的输家）的货币可能被一批成功赚快钱的人获得。与中国实体经济的核心支柱群体专注于自身事业发展（其事业需要反复投入）而不会过多关心自己的人民币要不要换成美元不同，这种赚快钱的人群很容易有“财务自由后养老或置产于避税天堂”的想法，最有动力尽早将其国内货币（人民币）置换成现行国际货币（美元）并离开中国。未来中国货币当局-主推经济的组合不能是慈母型央行+赚快钱的时髦行业及相关资本运作这种组合，而应当是严父型央行+以硬实力为核心，以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为检验标准的实体经济的组合。人民币在新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扮演核心角色，只有在后一种情形下才可能实现。
“外汇储备居于重要地位”是美式全球化时期的经济制度安排
可能人们会把“一带一路”的提出时间和上述各国汇率变化的时间进行对比：我国“一带一路”正式提出（2014年年中）正好是上述变局开始启动的时刻。这并不意味着“一带一路”促发了上述变局，而是这一想法正好赶上了时代的大变革期——这次变革的规模超越80年代末90年代初，堪与1945年的变化类比。这个时代的变革是由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促发的（克里米亚事件），但点燃了已经积累很久的干柴，开始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到目前为止已塑造出一个新世界秩序的雏形。
而新的世界秩序是需要新的国际经济制度来配合的，国际货币安排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一带一路”在勾勒新的世界秩序方面方向是正确的，只是我们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还不是老手，国际政治经济的大变动还是美国-俄罗斯“直接触发”的，我们的意识还停留在上一个时代的末尾的那个阶段——即“金砖国家崛起”阶段，但其实金砖国家概念搞得热闹只是一个过渡现象。而且，用旧时代的经济制度安排来支撑面向新时代的规划肯定是不行的——早在2014年就应当看到“中国4万亿外汇储备并不是我们能搞‘一带一路’的基础”。
“一带一路”的可行基础在于：中国是世界工业门类最全的超级大国，
在这个基础上，人民币成为具有国际信用的货币，能够随着这些海外经济的扩张被“创造”出来用于流转并进入东道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其储备货币和国际收支手段。与之相反，美元资产等外汇储备在中国“享有重要地位”，是上一个时代，即美式全球化的经济制度安排，在那种制度下，中国围绕着美国转，美国仅以人们对其货币霸权的信赖而维持其经济体系的运转，最典型的情景是90年代末-21世纪头5年。
在很大意义上说，中国的先进制造能力的维系和继续提升，有赖于人民币为环流的新时期国际经济秩序的成型。仅以造桥修路相关的产业为例，中国整个产业链条，包括大型设备及上游装备制造行业的起飞发生于21世纪头12年，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内部基础设施建设的爆炸式发展，最早是高速公路、通信网络的建设，后来是高速铁路的建设，再后来包括电力-能源网络的建设，现在是城市轨交的建设。由于中国内生创造出如此巨大的需求，以至于西方长期被压制、饿肚子的尖端技术群体纷纷投奔我国，以我们的人才池为基础，不自觉的被我消化吸收。
在很多领域，我们已经实现世界第一或接近
世界第一，
尤其是在2012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存在大量脱实入虚问题的同时，也有可喜现象发生：实体经济领域已经发生了优胜劣汰，一批长期扎实经营的企业已经脱颖而出，这批企业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登顶世界的问题，或已经登顶世界再找新的领域继续“登顶”的问题。中国远远超过俄罗斯在苏联巅峰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实现的国家实力水平，也远高于日本在80年代末巅峰期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不过，实现上述成就的很多经济载体是我们国内的工程，随着我国本国国土上的开发逐渐饱和，势必需要通过新边疆领域来“创造市场”。因此，中国要一方面在海外继续扩大经济圈，同时在技术水平上让本土始终处于经济圈内尖端，才能保持我国的综合技术能力——进而经济权力不因为市场突然消逝而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