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之后的考古研究又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同属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拔牙的习俗屡屡可见。这些发现,也印证了典籍里关于“凿齿”的种种记载。例如《管子》中就有少年拔掉牙齿冒充成人参战的记录。《新唐书》还做出类似马赛人拔牙原因的推测:“又有乌武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故自凿齿。”
拔牙的原因没有定论,在我看来,这很可能是文化“趋同演化”(convergent evolution)的典型案例。执着于原因的种种猜测,反倒会掩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一个即便曾经有益,之后却有损个体,且对群体没有明显好处的行为,能够成为一种传承和延续的习俗?
我认为,只有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所谓文化,究竟是怎样形成,又是如何代代相传的。
存在两种思路。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里写道,人类的行为会不知不觉地遵行“功能自主性”的原则:
尽管这些行为一开始是因为别的理由而形成的,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人们会忘记它们原本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把它们当成了目标本身加以维护。
马赛人的拔牙习俗,或许就符合这一功能自主性的原则。很多文化现象都可以做如此解释。另一位社会学家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做了大量细致的经验研究,最终的结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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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如果说默顿的观点带有社会心理学的痕迹,那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思路则偏向社会生物学。在他看来,
基于“模仿”这一简单的方式,一种文化就可能形成,并横向或纵向地传播。
他甚至比照生物学里的基因,发明了“模因”(Meme,也译作迷因、谜米等)一词,来说明文化的演变机制。他认为生命的演化都是通过复制信息的方法得以实现的,文化也是如此。如果说基因是一种信息的复制因子(replicator),那么模因也是。人类的各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文化,就是在模因的复制过程中演化出来的。
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发展了老师的观点,她的《谜米机器》一书可谓文化模因说的系统论述。在书中她写道,模因是由人类的模仿能力创造出来的第二种复制因子。像基因一样,模因也是“自私”的,以其自身的利益为活动原则。由此产生的行为,从模因说的角度讲具有适应意义,但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却有可能是变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