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罗尔时代，网络慈善依然逃不出真伪莫辨的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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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慈善有其基本的构成要件：一、有人需要救助；二、有人给予救济；三、这个救济并非基于义务，如儿女赡养父母，乃是义务，而非慈善。

慈善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人类“物伤其类”的同情心，用孟子的话来说，人皆有恻隐之心。 当我们看到同胞陷入困境，我们会难过，想施以援手，这种与生俱来的同情心，构成了人们致力于慈善的原始动力。 因此，慈善内在于人类文明之中，内在于我们的人心之中。

慈善可以很简单，我们平日在路边看到乞讨的老人，会施舍几块钱，这也是慈善。应该说，最早的慈善形式必定是简单的，就如南宋时杭州的富商，每到寒冬时节，都会派亲信暗中探访街坊中哪户人家生活困顿，饥寒交迫，然后在夜里，悄悄在这些穷人家的门缝中塞入碎银，赈济他们。

这种简单的慈善方式， 好处是“精准”，“一对一”，或者“一对多”，救济金能够不经任何中间环节 ，直接送到迫切需要救济的人手里。 不足之处是救济半径非常有限，只有少数人有幸获得救助。 我们姑且将这样的慈善方式命名为 “ A模式 ” 。深圳罗尔的朋友、同事给他捐款，也属于“A模式”。

为克服救济半径过短的不足，人类社会很早又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慈善方式——组织性慈善，由一个公益组织来实施救济金的募集与发放。通过组织的网络，可以将更多分散的慈善资源集中起来，然后发放给更多需要救助的人。从而实现了慈善半径的扩展。

但是，由于在传统社会，慈善组织能募集到的善款毕竟有限，而且，对于接受救济的人的甄别也需要成本，因此，组织性慈善一开始总是产自于熟人社会，在西方中世纪，通常由教会充当慈善组织；在中国古代，则往往由宗族负责共同体内部的慈善救济。因为在熟人社会，可以省去了甄别受接济者的麻烦，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人，谁家真的遭遇到什么困难，熟人都会知道，不用太担心有人伪造困难骗取善款。

换言之， 组织性慈善在开始的时候，救济的范围也是有限的，通常局限于熟人网络之内。 我们不妨将这一慈善方式叫做“ B模式 ”，跟“A模式”区别开来。

之后，随着现代通信、交通与金融技术的诞生，人类社会构建社会组织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发达，一些社会组织可以越做越大，于是出现了 全国性的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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