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何以保障“坏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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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警察违法，被告人被侵权，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 并未参与其中的案件被害人成为非法证据排除的受害者。 被害人所固有的借助国家司法制度的力量寻求复仇和赔偿的欲望得不到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被害人并没有任何过错，却要承担不利结果，被害人及其家属对司法制度只有不满。

2014年8月轰动全国的福建念斌投毒案中，念斌最终因为主要证据被排除而宣告无罪，被害人家属就使用了睡在法院办公室、聚集村民上访等各种极端手段来表达对非法证据排除后无罪判决的不满。

按正常逻辑来说，被告人被警察的侦查行为所侵犯，应当通过惩罚警察来实现对被告人的救济。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却是以排除一定的证据，进而让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获利的方式对被告人进行救济。

因此，被警察侵犯权利的被告人往往会获得一个出乎意料的“无罪判决”，即使被告人在很大可能上是一个罪犯无疑。“无罪判决”也就成了法院对警察违法侦查行为的惩罚。可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有时需要以牺牲发现真实为代价。

但发现真实的价值取向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却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以“非法物证排除规则”为例，刑事诉讼法规定，非法获取的物证， 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的才予以排除。最新出台的《规定》对此也没有作改善性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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