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滥杀心理及其影响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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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洪武时期有过不少次大规模杀戮行为，小规模的或单个的诛杀更是每日不断。这些杀戮的共同心理基础，就是上面揭示的朱元璋强烈的攻击冲动和旋虐倾向。其中一些是朱元璋这种病态心理发作的无辜受害者，并无其他缘由；另一些、特别是针对某一类人的杀戮，则往往与其他心理因素交织在一起。

功臣集团的覆没，是明初政治史上的大事。朱元璋对功臣集中地、成批地诛杀，主要有两次，这就是胡惟庸之狱和蓝玉之狱，两次诛杀达三四万人。正如史家们所分析的，朱元璋之消灭功臣集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功臣们恃功自傲，贪婪地揽取权力和财富，所行多不法；二是朱元璋对功臣们怀有深刻的猜忌心理，将他们视为皇权的最大威胁，不除之不能心安。两者之中，尤以后者为要。建国之前的龙凤八年（1362）曾发生淮西骁将邵荣谋反和谢再兴叛变事件，这无疑会在素性“雄猜”的朱元璋心里投下一层阴影。龙凤十一年（1365），朱元璋曾对“赵普说宋太祖收诸将兵权”大加赞赏[29]，可见那时他已考虑到功臣威胁问题，不过，当时朱元璋还认为不一定非要使用极端手段，因而他批评汉高祖刘邦“内多猜忌，诛夷功臣”，而称赞唐太宗李世民“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30]。即位之后，开始他虽经常斥责功臣们的不法行径，但还是予以优容，想保全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权力越来越热恋，想法也发生了变化。根据权力学原则，最高统治者与部下之间需要有一个政治空白区，这样最高统治者地位才有保障，他才会感到安全。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正是对这项原则的形象诠释。朱元璋投军之后，受到郭子兴赏识，地位上升很快。攻克和州后，奉命总诸将，除汤和“奉约束甚谨”外，其他将领多与之等夷，“莫肯为下”[31]。其后南渡大江地盘日扩，权力日增，朱元璋与部下之间拉开一些距离，正如《国榷》卷一所说，“诸将以次臣属焉”，但在同心创业之时，双方也就不可避免地保持着一种亲密关系。明朝建立后，君臣名份大定，通过礼仪规定、权利分配，双方之间距离增大。但是，正如朱元璋所说，“创业之谋，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天下是大家浴血奋战共同打下来的，权利的分配也就多有分享性而较少恩赐性色彩。而且大家都起于贫贱，有的功臣还与朱元璋自小相识，一起成长，相互熟悉了解，对朱元璋很难产生臣下对君主所应具有的神圣感。这种情形，自然会使朱元璋觉得功臣的权位离皇权太近。每个最高统治者都需要一个政治空白区，权力欲越强，猜忌心越重，所需要的政治空白区就越大。朱元璋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欲最强、猜忌心最高的皇帝。他不仅取消了宰相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以凸显皇位的突兀孤高，还导演了一幕历史上最残酷的“狐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32]。

作为一位由社会最底层升至社会最高层的皇帝，朱元璋既有高度的自尊，又有强烈的自卑。正像心理学研究所证明的，自卑与自尊是一种现象的两个方面，越是自卑感强的人，越要极力维护自尊，常把自己遭受到的微不足道的事情，看成是莫大耻辱。强烈的自卑心理与强烈的猜忌心理、施虐心理在朱元璋身上的结合，又给许多人带来不幸。文字狱就是典型的表现之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祸》中收集了许多例子，大家耳熟能详，此不赘引。朱元璋虽幼年失学，但为人聪慧，于戎马倥偬中孜孜向学，卒至“文学明达，博通古今”[33]，“能操笔成文章”[34]，所撰文辞颇有可观。其于臣下制作望文生义，当不是因为他不懂，而是因为他疑心特重，又很自卑，总是怕别人讥讽他，一旦生疑，则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暴虐的本性便发作起来，而对他来说，别人的鲜血是平息怒气的唯一有效方法。不仅对于文士如此，一般百姓若触犯了他的自尊心，他也同样用严刑对付。一次，朱元璋在京城微服私访，有一老媪指着他称“老头儿”，朱元璋大怒，来到徐达家，绕室而行，沉吟不已，说：“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今朕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何也?”召来士卒，一声令下，籍没民家甚众。老媪未必能猜出微服出访的朱元璋是当今皇上，称老年男性为老头儿，乃民间常用之语，似不为过，竟至勾起朱元璋施虐本性的一次大发作。南京人好做灯谜，一次朱元璋于上元夜微服观灯，见一灯上画一妇怀瓜，猜出谜底是“淮西”，忿恨不已，次日“令军士大戮京民，空其室”。[35]朱元璋及其功臣宿将多为淮西人，这里与江南相比，文化程度低，江南人对淮西人的粗野无文颇为鄙视，文人贝琼在朱元璋则占据集庆时曾作诗谓“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36]，鄙薄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对江南人的看法，朱元璋当然清楚，建国后利用强权多所摧抑。这次做灯谜者无意中勾起朱元璋新仇旧恨，遂致兽性发作，血流成河。

早在洪武九年（1367），平遥训导叶伯巨就上疏指出，“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37]。到洪武中后期，杀戮愈甚。其中许多是该杀的贪官污吏，但无辜丧身者也为数不少。究其原因，攻击冲动与施虐倾向固为根本，亦与朱元璋在理想政治模式实现无望的情况下所遭受的心理挫折有关。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人成功的经验会提高以后的抱负水平。朱元璋由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成为一代开国君主，这种巨大的成功使他的自大心理严重膨胀，自认为是超凡的英雄，天命的承担者。他不仅觉得自己在统兵作战、处理政务方面高入一筹，而且认为就是读书为文，也比别人聪明得多。他曾对侍臣说：“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38]超凡的英雄，就要有超凡的业绩。自认为是“天生圣天子”的朱元璋，也为自己规定了极高的奋斗目标，以期上可与往昔圣王同垂青史，下可为子孙万代立法垂宪。朱元璋政治理想的框架，是从儒家经典对上古盛世的描绘中归纳出来的，但其内容，则打上了朱元璋本人经历和经验的深刻烙印。他希望能“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39]，希望人人都能“遂其生”，“海宇宁谧，民乐雍熙”[40]，一句话，他希望建立一个贵贱有等、上下相安、四民富足、和睦友爱的理想小农社会。

然而，尽管朱元璋为了治国安民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所盼望的理想社会却总是未能出现，这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所谓挫折，是人们在有目的的活动中，遇到无法克服或自以为是无法克服的障碍和干扰，使其需要或动机不能满足时，所产生的消极的情绪反应。主体在产生挫折感时，自然要对其目标实现的阻碍因素进行分析。朱元璋“皇皇宵昼，思洽穷源”[41]，认定民生不安、天下不治是害民者太多所致。由于朱元璋少年时遭受过深重的痛苦和灾难，使他对秩序井然、民生安乐的社会产生强烈的追求欲望，从而在他身上缠附着对作为理想社会的破坏者“民害”特有的病态性关注。他认为，官吏是一群最大的害人虫。如果说，洪武前期朱元璋尽管多次发出过“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42]的抱怨，但对“必得于全材”并未失去希望，对官员的不满也主要集中在处理政务能力的不足上，那末，到洪武中后期，朱元璋已对官员完全失望。在他眼里，官员成了行政机器上一种不得不保留的“邪恶”，本质上都是卑劣的、害民的，只能利用不断更新的方法以求把危害程度降到最低点。在编写《大诰三编》时，在痛斥了“奸顽之徒，未尝肯格心向善，良民君子每被扰害，终无一岁优闲”后，竟发了“朕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的感叹[43]，足见其失望之深。对于胥吏，痛恨尤深，三编《大诰》中言及吏害之处，比比皆是。如《大诰·吏属同恶等五十一》谓：“一切诸司衙门吏员等人，初本一概民人，居于乡里，能有几人不良。及至为官、为吏，酷害良民，奸狡百端，虽刑不治。”游手好闲、不务生理的游民，也被朱元璋视为严重的害民者，在给户部的一项敕谕中，他说：“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雍也。朕有天下，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然者，盖欲安其生也。然农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商或瀛于游惰。岂朕不能申明旧章而致然欤?抑污染胡俗尚未革欤?然则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兴也?”[44]

对挫折的承受能力，不同的人是不同的。具有极端性格的人承受能力较低，挫折常使他们产生极端行为。不幸的是，朱元璋正是一位属于暴躁型极端性格的人，面对政治期望不能实现的重大挫折，他是无法忍耐克制的，他必须有所发作。攻击本是遭遇挫折时常见的一种情绪性反应，对于朱元璋这样一位攻击内驱力极强、具有施虐偏好的君主来说很自然地就采取直接攻击方式，将愤怒情绪直接发泄到他认为应对他的理想不能实现承担重要责任的人身上。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对贪赃害民的官吏和不务生理的游民的大规模严酷打击，无数的人，包括许多无辜的人，死于非命，也有许多人被罚作苦役或发配充军。练子宁在廷试策中写道：“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区区小故，纵无穷诛，何以为治?”[45]朱元璋虽“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但并未接受他的意见。在治国思路上，朱元璋正好与练子宁相反：不纵无穷之诛，震慑人心，清除民害，治从何来?

三

朱元璋的滥杀心理，以及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之上的一系列杀戮行为，给明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应当承认，朱元璋的这些极端行为，尽管颇有些矫枉过正，但确实给平民百姓带来一些切实好处。平民百姓是位于社会底部的阶层，常常遭受欺压和侵害。大体说来，当时对平民百姓生活造成严重损害的三类人，一是上瞒下欺、渔肉百姓、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二是力行兼并、巧取豪夺、作威作福的地方豪霸，三是不事生产、敲诈勒索、为害乡里的逸民流氓。这三类人，正是朱元璋残酷打击的对象。经过这些大规模地诛戮打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兼并，加强了自耕农的地位，减轻了强加或转移到农头上的各种赋役、摊派和勒索，减少了游食寄生阶层的人数，使百姓增强了发展生产的能力和积极性，对明初社会从战乱之后的残破景象中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有一定促进作用。《明史·循吏传》在评论明初吏治时，谓“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确非虚誉。

但是，也应看到，朱元璋的滥杀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亦是十分严重的。第一，大批文人学士横遭杀戮，使得文化界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恐怖气氛，从而窒息了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的发展。元代以蒙古族入主中国，对南人在政治上采取压制政策，但在文化统治方面，却颇为疏阔，南方士人虽仕途艰难，但却能留连诗酒，抒发胸臆。即使是在元末的战乱时期，由于割据群雄多采取延揽知识分子政策，文人学士们不难觅得一方安居之地。但在朱元璋统治时代，士人们却经历了一场浩劫。以素有“人文渊薮”之称的苏州为例，元末割据其地的张士诚“颇收召知名士，东南士避兵于吴者依焉”[46]，出现了“盛稷下之儒”[47]的局面，文风极为昌盛。朱明立国后，吴中士人饱受摧残，如驰名诗坛的“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竟无一人免于朱元璋之毒手[48]。著名士人骈首就戮，使文化事业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而尤为严重的是，幸存下来的士人为保护身家性命，不得不对自己的思想感情严加钳制，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的生命力。《明史·儒林传》谓明初儒者“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可见其时文化学术已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僵化保守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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