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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先生
若论资格和水平，应该是伯父最好。伯父非常反对编辑只是“为人作嫁”的说法，他觉得干什么事，都应该是为人作嫁，都是为人民服务，强调“为人作嫁”，骨子里还是轻视编辑。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都应该是个好的编辑，好的教师，好的作家，好的政治家，好的法律工作者，好的运动员，好的领导，好的群众。
譬如周振甫先生，就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编辑，大家都知道，他是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责任编辑，有着非常好的业务能力。
一个好编辑的厉害，三言两语说不清楚，钱钟书说“校书者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又说自己的《管锥编》“蒙振甫兄雠勘，得免于大舛错，得赐多矣”。一本书遇到好编辑实属幸运，然而这个好编辑，也不是单单一个人品够好就行，本事就是本事。
一个好编辑必须要有观世音菩萨那样的慈悲心，还要有千手千眼，也就是说要有超凡的业务能力，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为人作嫁”就能打发。在我们家提起周振甫先生，永远会带着一份敬意。
我这个编辑没当好，半途而废，一方面自己太想当作家，一方面也是心目中好编辑标准太高，高山景行，觉得怎么努力都到不了周先生那境界。
《鸣沙习学集》的文章大多与敦煌有关，敦煌文献是专门学问，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十足的冷板凳功夫。作为一名外行，我对敦煌学的认识无非两点，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敦煌学者，中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学，最初因为洋人喜欢而时髦，因为洋人重视而成为显学。时髦和显学也是说说而已，一般人心目中，敦煌最直观的印象是那些飞天壁画，其次就是被洋人买去的那些珍贵文物。这年头一说起文物，人们首先想起的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的价格，敦煌文献都是无价之宝。
敦煌文献并不是谁想研究就能研究，会受到许多限制，你必须要具备这个专业的能力，你要能看得明白那些天书。当然，你还要有能接触这些破纸片的好机会，我们都知道，很长一段时间，敦煌文献不是落在洋人手里，就是躲在私人藏家的秘室。得有机会遭遇它们，你要花大把的银子漂洋过海，去大英博物馆，去巴黎国立图书馆，去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
时至今日，经过一代代学人努力，想接触这些文献，无论一手还是二手，再不像过去那么困难。机会还是会有的，然而今人做学问的耐心，对待学术的态度，已完全不能与前人相比。
徐俊兄在中华书局当编辑，一不小心进入了敦煌学研究的前沿阵地，我不知道他本来就有浓厚兴趣，还是因为工作关系，逐渐对这谜一样的文献入迷，像鸦片烟瘾一样，沾上了便欲罢不能，迷住了就神魂颠倒。反正所著作的两卷《鸣沙习学集》，绝对专业，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是外行，有关专业的话不敢多说，至多也就是捧捧场。最想说的还是他的幸运，大学毕业去了一个藏龙卧虎之地，耳闻目睹，不知不觉功力飙升，山中一日，世上千年。
当然，关键就是一个坚持，要能够活下来。板凳要坐十年冷，说起来容易，在如今这个与时俱进的现实世界，很显然并不容易。因此说一千道一万，徐俊兄最让人羡慕，不只是所获得的机遇，更重要的还是他的坚持，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