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是不是共产党员…… | 纪念日：12.12.

《西安事变新探》书摘

我敢说，当前西安事变研究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地依赖当事人的回忆。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大概还没有哪一次事件有过像西安事变这么多的回忆资料。 而在西安事变研究当中，把回忆录当成判断史实的唯一根据更是司空见惯。

回忆录（或者用时髦的字眼儿：口述历史）与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相比，确实有其特殊的功用。其最大优点，就在于它比文字档案资料更具有直观性，可以提供独特的个人视角，告诉人们那些发生在文献资料背后的东西，给人以较强的立体感。但人所共知， 如果回忆资料没有当事时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作为依据，它们通常并不是那么可靠的 。

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回忆录中，又有多少是以当年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为依据的呢？ 甚至，即使是对那些有足够的历史文献可供参考的众多当事人来讲，由于几十年之后种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回忆中的许多事情也难免走样。像刘鼎先生关于延安会谈内容的回忆，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的研究多半只是建立在众多这些回忆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依靠第一手的历史文献，由此得出的许多说法必然是大可怀疑的。

张学良入党之谜

15年前，当我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中，首次披露张学良曾要求加入中共的问题时，在大陆几乎没有引起过任何特别的关注。一半是因为发行上的原因，一半是因为那个时候气氛有些异样，因此，除了茅海建教授那样对传统的党史说法有颇多疑问的少数学者以外，很少有人注意到那样一本突出强调中国革命外部原因的书。这本书被人重视，反倒是蒋永敬教授，他专门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传记文学》杂志上。不过，蒋教授是台湾国民党史研究的专家，他重视这本书，其实也不是因为他关心我对中共史有着怎样新的说法，而是对书中谈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试图加入中共，并通过中共接通苏联，发动“西北大联合”的情况深感兴趣。因此，他尽管评的是我的《中间地带的革命》，用的标题却是《有关西安事变的新资料》。不仅如此，蒋教授还极力推动并鼓励我把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内幕具体地写出来。由此也就有了1995年我在台湾出版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一书。

1995年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

相信凡是对西安事变史研究多少有些了解的读者都知道，在1995年之前，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的西安事变研究，都很少具体讨论到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中共和苏联在西安事变发生的过程中所起作用的问题。这并不是大家对此不感兴趣，没有人不知道张学良与周恩来有过延安会谈，也没有人不知道西安事变一发生，中共代表周恩来就亲赴西安，直接参与了张学良、杨虎城与代表蒋介石的宋美龄、宋子文之间的谈判过程，以及莫斯科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问题上可能发生过作用。很多年来，面对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与大陆公布的周恩来在事变期间打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的不同说法，人们也都在猜测： 究竟在事变期间，在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发生过什么，他们两人的说法谁的更真实一些？ 而读过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的读者，也会或多或少地对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问题，发生强烈的兴趣。然而，因为缺乏足够的研究资料，这一切迷团都无从解答。不仅如此 ，大陆的学者中间甚至还逐渐开始流行起一种说法，即认为中共不仅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毫无作用，就是当时中共自身的政策，也还是受着张学良影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