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今天
」
成为了昨天，陈凯歌还记得有次他在玉渊潭公园的朗诵会上当着几百人朗诵诗人食指的《鱼群三部曲》：
冷漠的冰层下鱼儿顺水漂去，
听不到一声鱼儿痛苦的叹息，
既然得不到一点温暖的阳光
又怎样迎送生命中绚烂的朝夕?!
……
不要再沉了，不要再沉了，
我的心呵，在低声地喃语。
终于，鱼儿苏醒过来了，
又拼命向着阳光游去。
「
赵振开（北岛）跟我说，说你可想明白了啊，好几百人在底下听，你要万一忘词了，这事儿就砸了。所以某种程度上咱是文青出身，对吧。
」
今天的陈凯歌回忆起往事，脸上挂满一切往事皆已成烟的沧海桑田。事实上，在之后的人生里面，陈凯歌多次用鱼和水比喻人与时代、包括他的作品与时代的关系。
冰封的时代结束后，陈凯歌们自然有说不尽的心绪需要表达。那时的陈凯歌无比自信，他曾同李尔葳谈起他对父辈电影人的看法：比如我父亲这辈导演，我常常对他们说，你们有很多牢骚和感叹，可你们还有锐气吗？我自己就觉得：我要没锐气，我就掏大粪去。
第五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使命之一就是提供不同，上一代人的脸谱化电影陈凯歌是看不上的，他追求发乎内心的表达。
经历十年
「
文革
」
，心中满是被压抑的炽烈。那时候的陈凯歌触角完全打开，看到滚滚逝去的黄河水，他想到的是整个民族的意象，
「
充满了力量，却又静静地、沉沉地流去
」
。他意识到民族的麻木，又感动于麻木之下蕴藏的沉默的生命力。
那时候的他野心勃勃，又充溢着豪迈的诗意，希望用影像的方式把这种感情传达出来。
田壮壮回忆，当时陈凯歌刚一走，《黄土地》这个项目在广西厂就因题材敏感下了马，等陈凯歌采风回来，厂里说片子不能拍了。当时片子的艺术指导是郭宝昌，郭宝昌给陈凯歌支招儿，说你一定要把采风的所有的情况如实地讲给厂里面，让他们觉得这个电影应该拍的。据说陈凯歌把一屋子的人都给说哭了，于是才有了《黄土地》的故事。
陈凯歌后来告诉李尔葳，一个人一生能做到的诚意电影十分有限，
「
也就一两部而已
」
，他们一行9个人，一辆面包车，35万块钱，顶着老同志们的质疑和压力，拍出了他想拍的电影，时间和历史最终证明了《黄土地》的诚意。
几年后，一个山西的小镇青年在大街上溜达时，看到了《黄土地》的放映消息，坐下看了10分钟，他就开始流泪，一直到影片结束。从此他立志要当导演，后来人们知道了这个青年的名字，他叫贾樟柯。
《黄土地》一战成名之后，陈凯歌接连拍了《大阅兵》、《孩子王》、《边走边唱》几部作品。
张进战是陈凯歌云南兵团当兵时认识的朋友，筹备《边走边唱》期间，两人在北京重逢，后来陈凯歌把张进战拉到片场当副导演。在剧组，亲眼见到陈凯歌的工作状态，已经当了几年导演，并且拿了不少电视剧奖项的张进战一度产生了放弃当导演的念头，
「
我在考虑啊，我这辈子还要不要当这个导演。
」
张进战说，当时觉得自己跟陈凯歌差太远了，他给演员讲戏，会讲这里面有什么哲学意味，讲很多画面之外的东西，陈凯歌有强大的知识储备和旺盛的表达欲，那时候整个人也有用不完的劲头儿。而后两人开启了长达10年的合作。
虽然《孩子王》和《边走边唱》没有获奖，但在当时入围已经很了不起，在此过程中，陈凯歌的信心得到不断累积，静候着爆发时刻的到来。
与此同时，中国电影进入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计划经济逐步走进历史，政治主导一切的时代渐渐远去，冰河悄然融化，鱼群迎来前所未有的自由。
陈凯歌撒开的网里，终于游来了一条大鱼。
与《霸王别姬》有关的日子
「
我们将来中国一定会有一部中国的当代电影史，或者是一部电影发展史，如果写到他们这一代的时候，就像我们的文学史一样，前面是个概论，在哪一年到哪一年出现了，比如说中国第五代什么什么，这是这个总论，但是翻过篇儿来第一章，一定是陈凯歌和他的《霸王别姬》。
」
拍摄《霸王别姬》是张进战一生都在怀念的日子，他曾经跟顾长卫多次聊过，怎么当时大家就都到了一个特别好的状态，每一个人都把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
整部电影拍下来，作为执行导演的张进战拿了3000块钱，他挺高兴，因为葛优也就拿了4000块钱。当时香港另一个剧组请他去当导演，开价5万港币，
「
天文数字了，我当然心动了。但是咱是搞艺术的，是吧。但真动了心了，就跟凯歌去说，我说凯歌，人家又跟我谈。他说，真的假的？进战，那片子咱们还能拍吗？咱这什么片子啊，咱这奔戛纳啊。
」
说完两个人一起哈哈大笑，继续投入到拍摄中。
「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切都交给这个电影了，就是把我们的向往，把我们的追求，把我们的热情，都交给这部电影了。其实当时那种氛围是让人很难忘的，就跟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样，有一种生死与共的感觉。
」
编剧芦苇说那时的创作环境非常
「
健康
」
，他形容这个阶段同陈凯歌的关系是英雄相惜、相见恨晚。那时候大家都是穷人，都没有钱，陈凯歌总请芦苇喝那种极便宜的豆汁儿，或者吃北京菜。当时两人都没车，打个面的到什刹海，就对着湖面然后喝豆汁儿，畅论天下。
陶经觉得，这个阶段的陈凯歌，包括同时期正在拍《活着》的张艺谋，都到了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这个
「
好
」
里有一项很重要的东西，陶经说，就是对世界无畏的童心。
陈红第一次见陈凯歌正是在《霸王别姬》剧组，当初跟朋友一起是想去看巩俐和张国荣，却看到了在片场心无旁骛的陈凯歌，
「
他就看跟没看见一样，就握了一个手，因为他满脑子都在他的戏里头。
」
已经走过20年婚姻，陈红依然记得初见陈凯歌时对他的崇拜，
「
啊，他站在台阶上，我站在台阶底下，他本来就高，哇，我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头都快要耷拉到后背了，就高高地仰视着他，好帅啊我觉得，好高也好帅，很有那种男人的力量的感觉。
」
这个阶段的陈凯歌，自信而无畏。第一次面对强大的资本，他非常硬气，跟张国荣见面确认档期，张国荣因为正在修电影课程无法2月开拍，陈凯歌说不行，
「
一定要2月开拍，这样我可以有冬天和春天的天气与景色，你可以慢慢考虑。
」
陶经在陈凯歌后期的作品中看到很多犹豫，而《霸王别姬》是不犹豫的，怎么处理最好，大家心里都有数。
遇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比方众人熟知的程蝶衣的选角，陈凯歌起初想用尊龙，大家觉得张国荣合适，那就投票，4:1，那就张国荣。
后来拍摄过程中，
「
文革
」
批斗的一场戏，张国荣跑到陈凯歌这里，说不行，我这脸太干净了，得乱一些，张国荣让助理亲他几口，助理不敢，陈凯歌抱过来就亲了几口，没一点儿犹豫。
陈凯歌后来说，《霸王别姬》是自己作为导演用情很深的一部影片，在拍摄结束后许久，他都不知道怎样从这个故事中脱身。正当他为此苦恼不堪的时候，却在某个夜晚梦到了张国荣：他穿着程蝶衣的干净的青布长衫，依然是那双眼睛含笑对我，静静地说：从此与你告别了。
但陈凯歌的后半生，始终无法同《霸王别姬》彻底告别。
陈凯歌曾同李尔葳谈起，
「
我曾带《孩子王》和《边走边唱》两次去戛纳，未获任何奖项，这其中的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有朋友问，倘若你第三次去戛纳，还未拿到奖，你会怎么办，你是否会有崩溃的感觉。我说没有，因为我能随时从零开始。
」
凭《霸王别姬》获得了世俗世界的一切荣誉之后，陈凯歌再也无法从零开始了。芦苇直言不讳地说，他觉得《霸王别姬》获得成功以后的那些场面、活动，
「
都有一种很不幸的后果
」
。
《霸王别姬》得奖后的第二年，芦苇有次到北京，陈凯歌派了个戴白手套、开凯迪拉克的女司机来接，
「
那个就吓我一跳。到飞机场接我去了嘛，我一看，哟，这是一个加长版的凯迪拉克，戴白手套的女司机，还给我开车门，我一进去一看，哟，里面简直是，美酒饮料，哎哟，都琳琅满目。我当时见到凯歌以后，我跟凯歌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我说凯歌啊，你成名以后你要受累。
」
芦苇猜，陈凯歌可能并没留心这句话。芦苇本能地感觉到，两人之间很清澈、很透明的关系消失了，
「
从他获得大奖以后呢，一切都变了，说话的那个口气、语境，他以大师自居的这种姿态，一下就把人和人们的距离又拉开了。
」
陶经觉得，经历巨大成功后高兴一下也无可厚非，他看到的是，陈凯歌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对一个电影的责任他有了负担，
「
因为他成功了，他是大师了
」
。
盛名之下，《霸王别姬》成了若有若无的纸枷锁，问题起初是陈凯歌什么时候拍一部比《霸王别姬》更牛的电影？然后变成陈凯歌什么时候拍一部跟《霸王别姬》一样牛的电影？再然后是为什么陈凯歌再也拍不出跟《霸王别姬》一样牛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