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昆明，迎接他们的是“文攻武卫”枪声，等待他们的是谁也无法决定能不能让红卫兵来云南种橡胶。怀抱着理想主义兴冲冲去，却是一无所获地回到北京。
他们终于等来了机会。1967年11月27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他们决定将《首都中学生赴滇申请报告》递交给周恩来。据记载，他们当时是急着赶到了现场，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下了下乡誓言。他们趁着周恩来休息的时间对他说：“周总理，我们要求到云南边疆去。”
周恩来接过申请书在手中扬了扬，高兴地说：“好啊，支持!”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份给周恩来的申请报告——
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是北京的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我们经过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争气，我们志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向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
第二天上午，他们得到了周恩来的批示。
在他们呈的报告上方，周恩来写道:“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他们的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旁边还有李富春副总理的批示：“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
很快，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批准。从志愿报名者中进行挑选，最后选定了55人，他们大多是东城区几所中学的66届、67届高中毕业生。
1968年2月8日55个人从北京出发，一直到2月21日到达位于景洪县大勐龙的疆锋农场。
据据记载，将近十年的上山下乡，在云南的东风农场，“北京55个”成为一个代号，一种象征。因为是在毛泽东还没有发出指示时他们就到边疆农场“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了;因为他们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因为是云南垦区12万来自四面八方的知青中他们是最早的一批;因为是开拓者，很多人很快就成为从云南省到农垦总局、分局、农场、分场以及连队的领导人。
在以后十余年中，“北京五十五”也在分化：
两死一疯。
大多数人在他们的高干父母复职后通过各种渠道离开了云南。
到了1978年云南知青给邓小平写信告状的时候，只留下了几个 “北京五十五”的知青。
大潮退去了。
作家刘晓航在《我们要回家》一书里写道：“这一群雄心勃勃的拓荒者未曾预料道，他们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一时冲动，会使他们成为‘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作俑者而载入历史。”
对于大批学生因为“文革”而不能读书无法毕业的现状，当家人的周恩来绝对是心知肚明的。他也在寻找一条既维护并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路径，又能妥善解决这些学生出路的办法。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无法选择的途径。对上必须维护，对下必须维持运转。
三、面对亲属下乡的要求：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