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镰田重雄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从1937年开始，真的以一年一篇的速度发表文章或出版专著，直至去世，一共发表了175篇论文，出版（含合著、编著）了24部著作。1949年（昭和24年），镰田重雄在防卫大学教授麓保孝和东京大学教授榎一雄的推荐下，选取了自己在1937-1947年期间发表的12篇文章集结为《汉代史研究》出版，还获其师有高岩写序。
这几篇文章都是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论文，通过翻查文献史料和古注，尽可能地考据出相关的结论。这点在当时的日本显得难能可贵。众所周知，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当时很多学者都被征召参军，镰田重雄幸运得免。在学术界方面，1937年文部省思想局编纂了《国体本义》，广泛分发到教育第一线，其第一章就列举了“大日本国体”的四项内容——建国、圣德、臣德、和与诚，第二章设定为“国史中国体的体现”，其核心是具有神圣性的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天皇的绝对性君德、臣民“承诏必谨”，把日本历史描述为这种国体精神体现的轨迹。在时代压力下，镰田尽管也出版过《人人都看得懂的国体本义》（誰にもわかる国体の本義，1939年）这种鼓吹皇国史观的书，可是遍考其研究论文，全部是传统实证史学文章。由于时代久远，这些鼓吹皇国史观的著作、文章无从得见，笔者未知镰田重雄对于皇国史观的真实看法，既有可能他赞同皇国史观，但因为严肃学术论文多聚焦于小而具体的问题，适合实证主义方法论，没有多少皇国史观做宏观粉饰的空间；也有可能是他在当时教育部门的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其实内心抗拒。
终战之后，日本史学界曾一度复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但自1955年开始，在中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三大改造的同时，日本史学界又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反思，开始关注思想史，反对单线程的社会发展论。1960年代的日本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史学研究开始引入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出现了计量史学、反思史学及通俗史学等。当中，通俗史学的代表是中央公论社出版的26卷本《日本历史》（1965-1967年），通过趣味性地讲述历史，尤其是与民众生活相关的史事，而非理论生硬地灌输，使该套通史短期内发行高达30-40万部。
1962年，镰田重雄的《秦汉政治制度研究》一书出版。这部著作是镰田秦汉制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收入了《汉代史研究》除《西汉爵制》之外的所有文章，另外还收入了分别发表于1955、1957年的《秦郡考》和《秦郡官制考》两篇秦郡县制研究文章及1947年之后发表的汉代制度史相关文章。然观其论述，依然是传统的实证主义，似乎并未受到当时的史学潮流影响。以《秦郡考》为例，文中以《史记》只记载了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但未具体言明具体郡名入手展开论述，翻查了《汉书・地理志》《史记集解》《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等文献，梳理了胡三省、杜佑、马端临、王鸣盛、钱大昕、姚鼐、全祖望、梁玉绳、王先谦、顾颉刚、王国维、钱穆、劳榦、黄彰健等历代学者的论述，统计出了《秦三十六郡名诸说比较表》。文章考据扎实，引用史料丰富，显示出深厚的史学功底。
1969年，镰田重雄罹患直肠癌，治疗无效去世。其发表于《秦汉政治制度研究》之后的论文如下：
《方士考》，《岩井博士古稀記念典籍論集》，1963年
Han Emperors’ Policy of Oppressing Kingdoms,Memoirs of the Toyo Bunko, No.21, 1963年
《秦漢の官僚制》，《歴史教育》第13卷第6号，1965年
《尚方考》，《石田博士頌寿記念東洋史論叢》，1965年
《中国古代の同盟》，《学叢》第8号，1965年
《“海外奇談”について》，《日本大学史学会研究彙報》第九輯，1965年
《尚左尚右の問題》，《山崎先生退官記念東洋史学論集》，1967年
《漢代の尚書官——領尚書事と録尚書事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第26卷第4号，1968年
《後漢の西園軍》，《立正史学》第32号，196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