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七年求学执教的见闻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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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B和C的不少教授自身便是学界领袖，决定着学术的发展方向。这深深影响了学校的气氛和学生的心态，仿佛自己就处于世界中心未来也要争做主人翁一般。这固然有自大和可笑的一方面，但也意味着很多学生面对再难啃的学习上硬骨头都有“志在必得”“攻必克”的自信。

而这种自信在中国国内的大学是非常缺乏的：我见过太多国内的聪明孩子不敢去学最难的学术文献。

• 也有一些平庸者

当然我要承认再好的学校都有一批水平一般的学生。不过他们中的一些在退出学界走向社会后反而可能成为比我们这些学究社会影响力更大的人。

• 人的差距是最大的

  
  

我一向不认为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的差距主要在于体制。首当其冲的问题是钱比人家少太多。这个问题在近年来得到了较大改善，但也面临需要持续大投入和一定时间积累的问题。

那么在钱的问题不那么突出以后，什么是主要矛盾呢? 我以为是人的差距。

确切地说是中国未能在本土完成基础科学一流人才的原始积累。

我希望我的见闻能使读者理解为什么即使中国现在全盘复制美国的大学体制，中国的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生教育也无法和B/C这样的学校竞争，研究生们的学术基础天赋、野心、勇气、甚至勤奋程度都远远拼不过。

那么是不是中国的基础科学没希望赶上美国了呢？

中短期内（比如15年内）我觉得是这样的。但长期看则不然。

在D的经历和思考：基础差、耽误多

毕业后我在大学D任教。

D是老牌名校，是美国综合性大学第二梯队的一个典型代表（B/C属第一梯队）。我在D大学教过从大一到大四的来自各个院系专业的学生，有的课还是人数颇多的大课。和以前一样我只能通过数学能力来了解学生。

本科生入学水平远弱于B/C

有些人在我看来需要重修高中乃至初中的一些数学课。个别人连小学数学（如分数的四则运算）都不熟！

这绝不是我个人的偏激看法。比如学校出的关于新生数学能力的诊断性考试题竟然要考察自然数的四则运算，分数的四则运算，一元一次方程等（当然后面会考到高中的复数、极限导数等）。而多数新生在这样简单的考题上竟只能拿到一半分。

更可怕的是，他们中很多竟然敢于免修第一门微积分课（直接上第二门）……

教学困境

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让学生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已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一些刚从象牙塔毕业的青年教师（我是其中一员）对此没有思想准备。

我试图保住一条底线：最起码我要解释教科书上写了的东西让他们在学完后能看懂教科书。但即便这样低的目标我也根本达不到而以惨败结束。

比如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是：我教的微积分学生可能几乎没有人明白积分的定义……

直到第二年，我才从更有经验的人那里了解到：不要试图准确描述基本概念，也不要花较多时间解释主要思路动机或多问为什么（因为这对学生来说实在太难了……而且会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

那么是不是说在所谓“素质/启发性/创造性/实质性”教学完全走不通后，只有“填鸭”教育一条路让学生会算一些题就行了呢？

事实上由于没有大学B那样强的（类似于中国高中的）管控体系，我们连“填鸭”的能力也没有。

最终的结果是，通常已经有所放水的期末考试，常常是多数人无法及格。而且低年级的劣质情况积累影响中高年级，甚至导致系里不得不把一些有多年历史的中高年级的课程内容砍掉1/3以上（但之后仍是大多数人考不及格……）

我刚到学校时曾与系里一位老教授攀谈，当谈及基础教育失败导致学生数学能力极差且有越来越差之势时，这位曾上过战场的老头竟然控制不住，在我面前哭起来。我在教了好几门课后开始明白他的痛苦了。

学生有自由但反受耽误

另一件让我印象深的事是：D没有让我觉得学术上拔尖的本科学生。

到了高年级，确有一些功课学得很好也有心向学的人。我给过他们一些进一步发展的意见指导，但无一例外的发现他们学过的东西非常非常少，对学科的理解则基本还停留在新生和科普水准。

在了解了他们在本科三四年中的学习经历后，我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有几个问题：

1、在中低年级并没有完全想清楚自己未来要干什么，因此花了不少时间去体验其他的专业以及很多“通识课”。大学自由灵活的体制也鼓励他们这么做。

2、以为自己所有的专业课都学得很好就行了。

这样做有啥问题呢？ 问题在于他们被真正拔尖的孩子（其他学校的和外国的）甩开得太多太多了：三四年前大家的起点差不多，而现在别人“轻舟已过万重山”高出他们好几个境界去了。

怎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最拔尖的学生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我一定要当科学家），自我指导性（给他足够的书，他自己就能钻研出来） 和自我激发性（学得越好就越不满足甚至越焦虑）。

D大学的好学生没有这么强，但是如果他们从大一开始就坚持贯彻明确的专业培养计划，他们和最顶尖学生的差距不至于这么大（起码学的专业课会多得多）。而现在我只能指出他们的学术基础太薄弱（很多基础专业课没学）并开出长长的课单书单。

但我知道他们没时间了，毕业期申请期快到了。一些孩子也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看似没有什么问题的学术之路，实际上导致自己已经输在起跑线附近（如果以成为一流学者为目标的话）。

坚持贯彻明确的专业培养计划，这其实是中国大学的办法。

中国大学给学生转专业和定专业的自由远不及美国学校。这当然导致了众所周知的学生不得不学不喜欢的专业的问题，但也保证了次好的学生在愿意走此专业道路时，不至于落后先进太多。这些次好的学生（假设在中国最顶尖学校）的学术竞争力强于美国大学D的上述好学生（虽然D的科研和教授实力目前肯定强于中国最顶尖学校）。

我知道中国一些大学，近年来喜欢搞所谓“宽基础”的综合性强的“XX班”并赋予这些班的学生广泛的专业选择权。但我也了解到很多这样的尝试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后果（比如事实上削弱了学生的竞争力），在有些学校甚至导致了公开的矛盾冲突。

D大学和中国的实践提醒我们 “宽基础”“通识”培养体制存在的弱点：最顶尖学生不会因此更厉害但次顶尖学生可能会严重落后（并在某个时候遭遇信心重挫）。

在D的经历和思考：死亡行军

大学D的新生基础太差，导致教学质量很差。这其实对学生的伤害最大。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

数学科学死亡行军（math-science death march）

这是《纽约时报》一篇长篇文章中强调的一个词。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为什么有很多爱好科学有志于学习理工科的孩子，到了大学学习两三年后纷纷转专业？

因为理工科实在是太难了（so darn hard），特别是孩子们无法战胜低年级的数学科学死亡行军（math-science death march）。

这篇文章本身没什么大不了，最有价值的其实是后面的1000多条读者评论。

除了一些有些离题的抨击外国人或华尔街抢饭碗外，评论中出现了两派：

一派有很多学生，指责大学要负极大责任：如教授高高在上，所学内容过于晦涩，教学方式过于呆板等等；

另一派有很多大学教师和老工程师（很多人上来先亮身分：我做XX/我教XX已经多少年了……），这一派认为主要是学生水平太次，不如自己这一代人。

我虽然比学生大不了多少，但我属第二派（屁股决定脑袋？）。大学教学固然可以挑出毛病，但在学生的极薄弱理科基础（尤其是数学）面前都属于小问题了。

我对这件事（数学科学死亡行军） 有直接的体会，亲见一些有梦想、上进心强、人其实也算聪明的学生由于搞不定我讲的课（也许还有其他课）而基本上丧失掉了追求梦想（探索科学或者做工程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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