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和数十年两大阵营怒目而视的“冷战”。二次大战后国际社会汲取历史惨痛教训，建立了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以及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为关贸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维持了长达70多年的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
二次大战后这轮全球化如火如荼，势不可挡，席卷全世界，特别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逐步深入参与，从而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然而，国际秩序，无论是政治秩序，还是经济秩序，还是围绕“中心-边缘”的国际体系运转，也就是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广大发展中国家处在边缘地带。全球治理基本上是“西方治理”，其他国家“被治理”。西方制定国际规则，其他国家遵循和服从这些规则。
20世纪后半期和进入21世纪以来，原来的“边缘”发展中国家综合力量不断上升，世界力量平衡出现了历史新变化，全球治理也开始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
世界变化日新月异，技术革命、文明冲突、贫富矛盾、非传统性安全问题，各种矛盾、问题和思潮在全球化助推下，在社会和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碰撞与内外张力。一方面，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矛盾升级，全球性挑战不断涌现，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的错配和冲突时常发生。无时无刻不在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催生了国际秩序的大变化、大动荡、大调整。这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新常态”。
世界经济经过几十年的迅速增长，旧有发展模式的动能已经耗尽，新的增长“发动机”尚未产生，原有国际合作模式以及与“中心-边缘”国际体系相配套的贸易、金融体系，无法适应全球化新时代错综复杂的局面，漏洞百出，问题成堆，各国经济普遍进入调整、转型的艰难爬坡阶段。世界经济也就此进入长周期性缓慢增长的“新常态”。
面对世界政治经济双双进入“新常态”，主要大国和地区因国际地位、历史传承、经济力量不同，所做出的反应和战略应对均有很大差异。
美国作为国际秩序主导者和“中心-边缘”国际体系的继承者，目睹世界力量格局的巨大变化、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转向“东西方共同治理”，产生了强烈的“战略焦虑”和不安。美国面临内外双重冲击，国内社会裂缝加深，全球控制力下降，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和全球化新时代来临表现出本能的抵触情绪。美国一段时间以来十分纠结，不少精英叹息美国主导的秩序和体系开始崩塌。美国对外政策摇摆严重，既做全球战略收缩、回归孤立主义传统，又试图通过修改国际规则、加强军事力量，来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
特朗普政府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废除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承诺，对外政策的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色彩渐浓。美国对内政策被党派政治和社会分裂缠住，动弹不得，特朗普上台后政府运转迟迟未能恢复正常，高官任命一波三折，奥巴马医改法案被废，“美国第一”从竞选口号变成政府指导思想，但国内治理无起色，特朗普的支持率创历史新低。
美国2016年大选其实就是这些深层次矛盾激化的表象和预兆。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尚处在政策重新审议阶段，但迄今未见美对外战略混乱有明显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