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Nobert Wiener
）在完成美国军方的工作后，在
1940
年代建立了一门新的科学以及对人类的新定义，包括他跟世界及自身的关系。贝尔实验室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克劳德·夏农（
Claude Shannon
）关于取样和信息测量的研究在通讯技术的发展也有很重要影响，而他也有加入这个行列。意料之外的，同样加入的有哈佛大学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
Gregory Bateson
），他在“二战”期间于东南亚为美国情报组织工作，也是高雅的
LSD
[2]
爱好者，以及位于帕罗奥图（
Palo Alto
）惠普实验室的创始人。另外还有粗犷的约翰·冯·诺伊曼（
Johnvon Neumann
），公认的信息科学奠基文献《
EDVAC
报告书第一份草案》（
First Draft of a Reporton the EDVAC
）编辑，赛局理论（
Gametheory
）的发明者（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有决定性影响），也是反苏联的防核弹袭击计划的参与者，他在计算日本投放核弹最佳位置之后，毫不疲累地参与美国军方以及当时还很年轻的
CIA
多项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人不仅对于发展新通讯技术以及信息处理的贡献都不可忽略，更同时建立了维纳所谓的“控制论”的“科学”根基。一个世纪前，安培将这个词定义为“治理的科学”，所以这是治理的艺术，虽然它的来源已差不多被遗忘，但是这些概念根深蒂固，如同人们在地面上铺的通讯管道一样散开了，灌溉着计算机科学、生物学、人工智能、管理或者认知科学。
自从
2008
年起，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突然、出乎意料的“经济危机”，我们只见到政治经济
作为治理艺术
已经破产。经济不曾是一个现实或者一个科学；它只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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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时作为治理人口的艺术而诞生。如果要避免暴动，必须避免饥荒以及生产财富来增强君主的力量——这也是“粮食”问题的重要性。汉密尔顿（
Hamilton
）说：“治理最安全的途径便是跟从人们的利益。”治理的意思是，只要确立经济的“自然”法律，让它和谐的机制自我运作，通过操纵利益来推动人民。和谐、操行的可预见性、明亮的未来、参与者的理性，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某种信心以及“信用”。然而正是根据永久危机的管理彻底粉碎了这些古旧的治理实践基础。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大型“信心危机”，而是信心的
尽头
，政府已经不需要它了。通过收集以及计算分析人们的资料，以控制和透明作为主导原则，它即时预见了主体的行为，它不再需要人们的信心，也不需要令人们有信心：有必要的只是足够的监视。如列宁所说的，“信心，是不错；控制，更好。”
西方对于自身以及自身的知识、语言、理性、自由主义、主体、世界的信心危机可追溯至
19
世纪末；危机围绕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各范畴展开，控制论就在这个现代性的伤口上发展起来，被用来作为西方存在以及治理危机的救药。维纳预测：“我们都是在注定死亡的星球上遇难的人……在沉没中，人类规则和价值没有完全消失，我们需要从中抽取最好的部分。我们将被吞没，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能视之为配得上我们的伟大。”控制论的治理的性质是末日论的。它的终点是要通过信息不受拘束、透明以及可控制性的流通，在局部防止世界自发产生的熵的（
entropique
）
[3]
、无序的运动，以及保持秩序、稳定性，以及——谁知道呢？——系统永恒的自我调节。维纳相信“通讯是社会的基石，文明的永恒或者堕落，都视乎那些保持通讯自由的人”。如所有的过渡时期，从以前的经济治理性到控制论经过一个不稳定的阶段，打开了一个治理可能被击败的历史天窗。
2.
向
smarts
宣战！
在
1980
年代，特瑞·温诺格拉德（
Terry Winograd
），谷歌的创办者之一赖利·佩吉（
Larry Page
）的导师，以及费尔南多·弗洛雷斯（
Fernardo Florès
）——萨尔瓦多·阿连德（
Salvador Allende
）的前经济部长，论及信息的概念时写到，它是“本体的秩序。它介入我们文化传承的背景，将我们推出生活的惯常之外，深远地影响我们存在的方式……它是必然的反身性以及政治性的”。我们也可以这样描述控制论。正式来说，我们还是处于古旧的西方二元论的范式治理之下：主体与世界，个体与社会，人与机器，灵魂和身体，有生气的和无活力的；这些都是常识还认同的差异。事实上，控制论化的资本主义基于一种本体论，以及一种人类学操作，并未它们保留革新的可能。西方的理性主体，明了自己的利益，渴望要操控可治理的世界，让位给控制论的概念：没有内在的存在，失去自己的自己，没有自我的自我，突发而多变，由它的外在以及各种关系所构成的存在。一个武装着苹果
iWatch
的生物，由外部环境，由它的各个行为所产生出来的数据，来明白自己。一个想要控制、测量以及绝望地最优化它的行为、情感的“量化自我”（
Quantified Self
）。最先进的控制论的观念里，已不再有人，不再有环境，而只有一个系统存在，它是信息化的复杂系统以及自我组织程序的中枢的一部分；人们用印度佛教的思想来解释这个存在比用笛卡尔的更有效。维纳在
1948
年进一步指出：“对于人类，生存等于投入一个世界性的通讯系统。”
如政治经济在工业国家内生产了可管理的“经济人”（
Homo œconomicus
），控制论也同样为自己生产了一种人性。一种被穿过它的流所掏空，被信息电子化，被数目不断增加的装置钉在世界里的透明人性。一种无法与由他和他的行为所构成的科技环境分开的人性。这便是当今治理的目的：不是人，也不是利益，而是它的“社会环境”。这个环境的模型是智能城市（
smartcity
）。智能是因为它靠感应器生产了其即时处理可以容许自我管理的信息。智能因为它生产，同时也被智能的居民所生产。政治经济根据人们自由地追求利益来管理，控制论则是靠让他们自由沟通来控制。一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最近这样总结：“我们必须在可控制框架内重新发明社会系统。”
最令人吃惊以及最现实的未来都市不是
IBM
派发给市政府的宣传册子里所销售的对水、电、道路流动的控制，而是它的出发点正是要“抗拒”这种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描述的城市，而要与居民（至少是那些常连线的）一起合作创造的“智能城市”。另一名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旅行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欣喜地见到它的首付正逐渐变成一个“
Fabcity
”
[4]
：“坐在巴塞罗那的中心，我见到一个新的城市出现，人们可以自由使用各种工具，城市变得完全自主。”市民不再只是属下阶层（
subalterns
），还是
smartpeople
；如其中某人说他们是“想法、服务、解决方法的接收者以及生产者”。在这个想象里，都市并不是因为一个中央政府的决定以及行动而变得
smart
，而是当它的居民们“找到新的方法生产、连接以及赋予意义给他们自己的数据”，一个“自发的秩序”会出现。因此一个
有弹性、抗冲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