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永井也第一次进入中国学界和政界的视野。不久,他便迅速成为中日
“水面下”的核心人物之一。在几年后的一次访华中,他的西装口袋里放着一封日本首相的亲笔信。
多年后我和永井一起在东京神乐坂的居酒屋喝酒时,他打趣说:
“王桑,你对我有知遇之恩啊。”
但其实他才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那个。
我其实对永井先生如此迅速成为
“水面下”的核心人物一直抱有疑惑。直到
2009
年的日本大选。
那是日本战后最重要的一次大选。
在大选之前,我早早开始了在日本的遍访。而其中一个重要的采访对象,是永井先生给我介绍的。他是在野党民主党的一个高层,同时也是一名众议院议员。
我贴身随访了这位议员在他选区的选举活动,看他挨家挨户拜访当地的选民,看他在人流如织的电车站激情演讲,在他的事务所和他的团队成员们一起屏气凝神盯着电视里的选举开票结果并见证他再次当选
……
这位民主党国会议员的胜选是那次大选的一个缩影。二战后执政日本六十多年的自民党,在那次大选中惨败。
战后日本实现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权更迭。
民主党成为新的执政党。
而上面那位我随访的民主党议员,在随后的组阁当中,成为日本外务大臣。
但,仅认识一个外务大臣并不能称为人脉的质变。
在那位议员胜选当晚的庆功宴上,我才从议员嘴里知道永井的另一个身份:民主党历史导师。在民主党还是在野党时,永井便负责定期给民主党骨干党员上历史课,持续多年。所以,从民主党党首到其他所有骨干党员,都尊称他为
“先生”。在民主党内,永井先生一直属于司马懿般的存在。
民主党执政之后,我在日本的采访如入无人之境。得益于永井的介绍与背书,我可以轻而易举采访到从首相到大臣的所有在职高官。而基于我在日本庞大的资源与人脉,国内有关部门与我的联系也越来越频繁。
几年后,不到三十岁的我也渐渐成为中日
“水面下”的一部分。直到今天。
而永井先生则早已成为中美日三国穿梭外交中
“水面下”的人物。
我喝下最后一口麒麟,眯着眼睛看了眼窗外,飞机已经在太平洋上空飞行。十几个小时之后,我将在白宫面临我职业生涯以来最
“水面下”的挑战。
我打了个哈欠,把座位放倒,昏沉沉睡去。
C
完成一系列入境手续后,我在机场出口处看到了早已等候多时的藤田桑,他是永井的助手。身后是一辆黑色的特斯拉
Model S
。隔着车窗,是看不清表情的驾驶员。
“您辛苦了。”藤田鞠躬道,“请。”
我微微鞠躬回应,顺势钻进车内。等藤田坐进后,驾驶员瞄了一眼后视镜,启动了车子。
他没有使用导航。大屏幕还停留在乔罗根的播客界面,也许是他今天上班路上听的。
“我在上海也开这款车,
7
年前就买了。”我和并排坐在后排的藤田寒暄。
“是吗?怎么样?”
“当时买的时候完全是被品牌吸引,这可是唯一跨过火星的汽车。但说实话,驾驶体验一般。特别是地图,很不好用。这辆美国车似乎对中国的道路有点水土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