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另外一次，中国方面组织了我们去远地的一个城镇参观，全天的节目都有安排，只有下午有两个小时是自由活动。因此，本来不一定要在一起的人，也只得三五成群地在街上闲逛。我恰好和两个比较年长的美国研究生在一起。当路过一家百货商店时，我想起来要买一点儿东西。其中一个就对我说：“在前面的街上再见吧！”两个人就先走了。
人海茫茫，“在前面的街上见”，自然就是分道扬镳的意思。
然而，像这样如出一辙的行为和措辞，我们不得不说是美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作祟。对中国人来说，这样的表现是很不够“人情味”的。如果中国人三五成群地外出——事实上，这是常态——其中一二人必须在某处多逗留一点儿时光，其他人就会在一起聊聊天等待，而不会觉得这是浪费时光。
但是，
一般的美国人对个人能够支配的时间是很重视的
，认为必须将它用在对个人有生产性的事情之上，至于过度地将自己浸溶在人际关系中，则往往被认为是没有生产性的。
而且，
一般美国人以不在感情上过分依赖别人为佳
，因此不以“落单”“掉队”或“脱离群众”为个人的悲剧。将另外一个撇下，也并不认为是不够朋友之举，而只不过是让自己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也让对方有更大的行动自由。
▽
在中国人之间，我们却常会发现如下的情形：一个人想去一个地方，但是却不想自己单独去，遂怂恿另外一个人陪同一起去，本来已经讲好的，但是到后来另外一人改变了主意，结果原先那一个人也打消了去意。
在美国，我也看到这类情形：当其他外籍人士请一个中国人来家中做客时，这个中国人就将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拖去；或者，当外国人请一对中国夫妇至家中吃饭时，后者遂要求将与自己最要好的另一对中国夫妇也一同请来。
中国人这种只有躲在自己人堆中才有安全感的做法，往往使主人失去选择的余地。
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情形往往是没有“个性”的表现。有时，下意识地为了证明自己的个性，他们遂单独一人去行动。当我在大陆时，我所在的那一所大学当局常为留学生举办一些团体旅行。但是，却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些西方人不愿跟大家一起去，宁愿单独一人在同一个时间去同一个地点，也有人与大伙旅行了一半，途中分手，一个人去他（她）要去的地方。至于跟大队去的西方学生，到了目的地后，往往也是各散东西，不愿意被纳入别人安排的程序表，也不愿意跟其他人在一起。因此，中国方面的安排常为西方人的缺乏合群性而受到干扰。
新教文化提倡的是个人得救，亦即是认为每一个不同的个人都必须自寻最适合自己的得救之路
，不能被世俗关系所连累。当初，这个清晰明朗的“自我”仍需面对上帝与社群的。当上帝的观念逐渐模糊，社群也趋于瓦解以后，这种文化设计就导致了各人的分途发展，而每一个个人都认为：只有单独行动，才能将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个倾向，在美国人身上比其他西方人更为严重。因此，“谁单独旅行就会行走得最快”（He who travels alone travels the fastest.）这一个信念，在日常生活的具体行动中很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对具有加尔文教背景的美国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
因此，美国是一个十分冷酷的社会，也是一个只适合强者生存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性格软弱的，感情上过分依赖别人的，都有趋于精神病态的倾向。
▽
我在美国时发现，有一些年轻的美国人是专门找香港留学生交朋友的。其中有的是为了学习广东话，但有的却是因为在本国人中找不到朋友。例如，有一个美国人，因为从小家庭对他过分照顾，养成了他在感情上过分依赖别人的习惯，因此就常常去找人或打电话给人，而且总是愁眉苦脸、要人同情的样子。结果，他的同胞对他都是“敬鬼神而远之”。他转向香港人中找朋友，却没有遭到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