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评《忧郁的秩序》｜回忆我的导师亚当·麦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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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麦基翁著《华人移民网络与文化变迁：秘鲁、芝加哥与夏威夷，1900-1936》

亚当是最早把离散人群（diaspora）这个概念应用到华人移民研究中的学者（之一），他的华人移民研究很快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与赞赏。有一次他从新加坡开会回来，非常高兴地跟我分享了在那里得到的礼遇。这是一个学者因自己的学术而产生的由衷自豪，那也是他最开心的一段学术时光。《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便是他进一步以全球的角度研究全球移民特别是亚洲移民的作品。简单地说，这本书考察了护照，或者说个人国际身份之标准化和全球化的进程。

边境与国际秩序的构建

先有国家，再有边境；先有边境，再有移民；边境的管控，也就是对移民的认证（其中关键为拒绝“非法”移民，允许“合法”移民，即所谓“自由”移民的规范化），天然就是民族国家的本质体现。这是多数人接受的显而易见的常识。然而，这个常识并不正确。实际上，边境与民族国家——后者是现代世界的基石——互为建构（mutual-constitutive）。由边境管控出发，于是有了护照这个国际标准化的公民身份证件，后者是基于个人-民族国家这个纽带而建立起来的全球秩序之表现与象征。这个秩序——包括个人身份的认证（护照与签证）、海关等——在全球范围的兴起与推广，这一全球史的话题便是本书的议题。全书以十九世纪下半期美国对华人移民的边境控制为切入点，全景式地论述了边境的全球化、护照的全球化，或者说，海关的全球化。

除了导论与结论，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共十二章。第一部分“转型中的边境”追溯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大规模移民的兴起和新的监管流程。第二部分“想象边境”和第三部分“强化边境”是全书的重点，考察了现代移民控制的法律和实践。首先，亚当揭示了现代移民控制原则是如何从十九世纪末白人国家对亚洲移民的限制而演变形成的。民族和“文明”的概念取代了个人，成为“普遍”权利之主体，而边境则成为这种权利需要得到承认的界限。其次，他着重阐述了美国《排华法案》的执行，彰显了美国政府针对亚洲移民而执行边境管制新原则的开拓性角色。这些章节涉及在国家和个人的世界中建立现代移民控制的制度轨迹。第四部分为“泛化边境”，顾名思义，追踪了这些原则和实践在二十世纪初的全球传播。亚当指出，如果某个国家的文化和社会基础没有准备好接受边境管控的基本合法性，那么，边境管控原则的传播就不可能实现。在这样的前提下，哪怕是针对边境管控的抗议运动，如甘地在非洲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只针对管控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不是移民管控的一般原则。全球性的边境由此落地生根。

亚当到波士顿的东北大学任职后，着力于华人移民的全球史研究，换句话说，就是在全球比较、联系与互动的视野下考察近代中国的华人移民，这构成了本书中的一个核心内容。亚当的基本观点是，西方学者此前关注了跨大西洋的欧洲移民，却忽视了同等规模的跨印度洋、太平洋的亚洲移民，以及东北亚的移民。如果把明清时期云南的移民置于世界范围内，则可以提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为什么几乎在同一时期内，明朝、俄罗斯帝国以及欧洲各帝国分别向西南边疆、西伯利亚与美洲推进，它们是否属于同一个全球性进程？在这背后，有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力量存在？或者它们之间有无相关性可言？”这一点，亚当很早就跟我提过，我也把他的问题写进了我的博士论文，特在此说明。

亚当在《忧郁的秩序》中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他指出：边境管控是主权之基础观念，也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它使得国家在空间上有形，可以触摸，也使得东西方之间文明与落后、自由与专制这个二元结构得以形成。他阐述说，所谓“自由移民”（free migrants），并非天然的，而是政府干预的产物，并成为中西“文明”与“不文明”两分法的基础。正是这些制度与理念，诱使我们想象自己是“自由、自主、自治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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