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五四以后，虽有人倡导“个人主义”，但却无人指出个人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为何。自清末中日甲午战争至民国以后的对日抗战，这期间中国人纷扰不安，大家关心的主要是救亡图存的问题，只考虑大我、无法顾及小我的问题，特别是小我精神境界的问题。这是五四时代思想的一种性格。传统有关“个人”或“自我”的观念因此没有得到深刻的重视和认识。
而中国早期接触到的西方是什么样子的西方？首先是船坚炮利。由于西方的科技强大，因此我们必须在科技上超越西方。向西方学习长处的观念，最早为同治时代的冯桂芬，到以后张之洞时代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冯桂芬甚至己经注意到西方的科技是以“算学”为基础。可惜这个思潮并未发展，因此被忽略。
一直到李鸿章“洋务时代”，主要工作亦是研究如何赶上西方科技，如：同建许多造船厂、翻译西方书籍。当时所重视的主要为科技及法律（国际法），不过并没有接触到西方文化本身的特质，特别是没有接触到西方的宗教，因为当时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引起很大的反感，尤其是知识界非常反基督教，认为中国教徒是“吃教饭”，而士大夫则只想学西方的船坚炮利，然后才进步到学习西方的制度，例如法政制度，和主要以英国为榜样的君主立宪等。接下来是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的刺激。当时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纯以科技为代表，而今日才了解到，科技只不过是西方17世纪以来的一个主流，并非西方文化的全部。中国人完全没有认识到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因此西方人的“自我”或“个人”的意识我们无从了解。影响所及，我们也没有机会检讨自己传统中的相关部分。
西方个人主义起源于14～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演变至马丁·路德时，他主张个人与上帝直接沟通，到了卡尔文教派，即所谓的“清教徒”，把个人地位提得更高。美国是清教徒社会，以康涅狄格州为例，小孩很早便离家外出闯天下，成人后才回家与父母重新建立关系，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在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而西方人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人对上帝须绝对的服从。
中国人则以为生命是父母给的，虽然有“天地大德曰生”的说法，但是，“天”的意义太含混，生命的直接来源还是父母，所以中国人讲“孝道”，以家为本位，因此无法发展出西方那种孤立的个人主义——每个人必须直接地面对上帝。所以东西方发展出各自不同的个人观念。
不过，如果“孝道”发展到极端，那也是为害很大的。以汉末的孝廉制为例，“孝”成为社会上一种绝对的道德范畴，选人做官的标准不是行政上的能力，而是“孝”这项道德标准。“孝”一旦制度化便趋向虚伪，有的人守孝一守就是二三十年，为的是博取名声，这就违背人性，并不是真性情了，只是一种“假孝”。因此当东汉末年集体主义的名教发展至高峰的时候，另一股反抗的潮流——个人主义因而形成，此即为巍晋时期个人主义兴起的背景。
晋时代反对名教、礼教，讲求自然、个人，人与人之间讲求亲密和谐。例如竹林七贤的阮籍，母丧仍继续下围棋，局毕吐血数升：他也不规避当时叔嫂不语的忌讳，仍与嫂嫂说话告别。由此可看出，个人主义之所以反礼教，是因为礼教已形式化、僵硬化、庸俗化，使人不能呼吸，窒息人的真性情。鲁迅不但欣赏魏晋文章，而且也欣赏魏晋文人的风格。清末民初的名教仍盛行，而形成五四时代主张回到个人、反抗礼教的背景。
五四反抗名教，必须回到个人，讲到个人，必回到老庄，也回到王阳明讲的“良知”，亦即注重个人发展。朱子注重集体社会如何维持，王阳明则着眼于个人良知如何表现。王阳明认为“满街皆圣人”，此即圣人观念的世俗化与淡化，导致晚明以后发生个性解放的思潮，特别是李卓吾一派的“左派王门”。当时阳明学说虽可算是表现现代思潮的一种学说，可惜却未发展下去。
直到五四受了西方刺激，阳明学说又开始受到注意。梁启超得自康有为在陆王心学方面的启发，十分推崇王阳明，他认为阳明学说是一种具有现代性格的儒家思想。更激烈的人则提倡李贽、何心隐等人的左派王学。
谭嗣同、梁启超这一代深受理学家影响，还十分注重个人修身的问题，甚至胡适在留学时代也还用理学来约束自己。但是修身的观念至五四以后则不复见，新文化中多数人物都已认为是古董，不加以理解和注重。而西方宗教传统是靠具有组织的教会得以传衍，教会与政治权威是并行的，宗教再怎么改革，教会是一直存在的，牧师也是专业性的。这些在中国都没有，所以现代中国人的自我失落感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