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同一天日记中，柳诒徵还记载了顾云（1945-1906）《盋山文录》及张謇（1853-1926）自订年谱中相关材料。在张謇年谱中，桐城派文人张裕钊的身影再度出现。原来，张謇曾从张裕钊问学，叩求古文法。张裕钊谆谆告诫张謇研求古文的次第，如欲读韩愈文章，应先读王安石文章。光绪六年（1880）年，张謇陪同张裕钊前赴山东，张裕钊“于骡车中，辄握牙管，悬空作书”，令张謇感叹“老辈之专勤如此”。张裕钊的文章与师范无疑给柳诒徵留下深刻印象。次日，柳诒徵便开始过录张裕钊评点《汉书》，此后直至3月28日，《汉书》成为柳诒徵持续阅读的案头书。其时情景，柳诒徵有诗纪云：“绿萼梅边读《汉书》，弥天烽火定如何。”战火兀自燃烧，何以解忧？唯有读书。
自然，并非所有的桐城文家都令柳诒徵佩服。姚永朴亲赠柳诒徵《经说笔记》及文集，柳诒徵以为“殊无创造之处”（10月24日）。然而，不管怎样，桐城派文章在盛世是鼓吹休明的号角，在乱世也无妨是读书人固本培元的良方。这个春天始于桐城派的阅读，锚定了柳诒徵人生的正确航向。他在1927年选择与书为伴，终于避免了光阴的虚掷。
二、亲近书籍，疏离大学
1927年6月28日，时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张乃燕（1894-1958）在南京金陵春酒家设宴，席间陈西滢（1896-1970）、钱端升（1900-1990）和柳诒徵（1880-1956）谈起了王国维（1877-1927）沉湖自尽事。几人的看法如何，柳诒徵的日记没有写。不过，稍早几天，在“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和江苏省省立第一图书馆馆长的职位拣选中，柳诒徵毅然决定从事图书馆工作。同一时期，不愿到大学工作的尚有老儒陈汉章（1864-1938)。然而，此后两年间，陈汉章和柳诒徵友陆续重返大学任教。由此看来，他们在1927年与大学的疏离，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1927年并非一个平静年份，这年不仅有北伐，有各类革命与反革命的暴动，更有直接冲击文人学者的重大事件。4月，南方的叶德辉（1864-1927）、北方的李大钊（1889-1927）被杀。6月，清华大学的教授王国维投湖自尽。9月，南京“神策门外积尸遍地，臭秽不堪，火车无人照料，登车不必购票”（9月5日日记）……一系列极端事件的出现，令南北的文人学者倍觉压抑。东北、平津等地文人纷纷南下，试图在南方新兴的政权中寻找机会。这一时期，结束多年北游生活的柳诒徵、陈汉章等人回到南京，试图开启新的教学生涯。在1927年3月31日日记中，柳诒徵痛陈学阀与军阀对教育的戕害，控诉昔日“堂堂国立大学，不惜自短人格，接受孙传芳、张宗昌之伪命，束缚学生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提出应当：“一、实行党化教育；二、铲除反动分子；……”这些主张有合理处，却也不无天真的想象。时事最终也证明，改组时期的南京高校仍处于动荡之中，柳诒徵的许多设想终难落地。
自然，大学老师也并非什么特别值得期待的工作。彼时的叶玉森（1880-1933）便宁愿担任安徽省研究事务局秘书长，而“不能就此间大学事”（10月9日日记）。甚至于1928年1月17日，孟晋邀他往大学教书，柳诒徵则“笑谢之”。对彼时高校生态，柳诒徵看得很明白。他深知“近来教育家得军阀熏染，恒视学校为地盘，鄙拙之人，不敢蹈危机也”（1927年5月1日日记）。
▲柳诒徵日记书影
当张星烺（1889-1951）劝说柳诒徵离开南京去外地任教时，柳诒徵以为“干戈扰攘，暂尔家食，局势稍定，自仍出游”（5月1日日记）。他喜欢教书，却并不习惯长久待在一个地方，尤其在彼时动荡的时局下。他希望借着教书的集会，“稍广游历平生足迹所未至之地”。于是，未曾游历的厦门大学，他不无兴趣。至于曾经客居过的北京，则清华大学聘书径直辞去。在致时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张颐（1887-1969）的信中，柳诒徵写道：“自前年脱离东大后，矢志浪游国内各地，凡有学校相招者，率允短期讲授，以遂游历之志。……愿游厦门，只在观风问俗，初不敢尸名位。……秋后当来夏任短期讲授两三月，但敷旅费，不计脩羊。”（8月1日日记）各地学校内部问题多多，柳诒徵心知肚明，他的想法是与其虚耗其中，不如以增长见闻的短期讲学为好，期以成就自我。柳诒徵这种自甘漂萍生涯的笃定规划，无疑是面对极不确定时局的上佳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