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平成不況）
和“泡沫萧条”
（バブル不況）
，但均不如“失去”说流行。只消稍做一番语词考古的功课，便不难发现，“失去”说只是日本媒体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追溯，其解释力有限，且多少有“偷懒”之嫌，在我看来，甚至代表了某种智性的怠惰。因语义所限，当“失去”说试图描述的客观现实进一步延伸，溢出了当初语词所定义的时间线时，人们往往倾向于采取顺延时间线的“修正主义”策略，以延长流行语的“赏味期”。于是我们看到，到 2010 年，日本的 GDP 被中国超越，世界“老二”的大国地位易手后，有了“失去的 20 年”的说法；及至疫情前后，又出现了“失去的 30 年”说。在此，我们不妨做一个预判：再过四五年，如果日本经济仍无大起色的话，那么，“失去的 40 年”说是必至的。
历史是一条无尽流动的长河，分分秒秒都在“失去”——Lost，but so what？可同时，历史的发展又不是纯线性的，上次的“失去”既不等于这次，亦不同于下次，古希腊人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就经济泡沫崩溃后的一部平成史而言，同样是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和文化。其间连政权都发生过不止一次更迭，殊难用“失去”的时长统而言之，历史不应该被如此机械、被动地定义。
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在《论历史》一书中，曾专门探讨“历史学和时段”的问题。他主张用短时段取代事件史，其对应的是编年史作者和新闻记者的时间，比较适合传统的“宣叙调”（“失去的 ×× 年”是典型的新闻记者笔法，也不失为一种宣叙调）。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新的历史叙事——中时段：它描述局势、周期，甚至“中周期”
（intercycle）
，考察历史的大段落，“可涵盖 10 年、25 年乃至康德拉捷夫
（Kondratiev）
的经典周期——50 年”。而在短时段和中时段之上，布罗代尔认为，还有一种“更持久的历史，用世纪来度量的历史——长时段甚至是超长时段的历史”，可用来描述经济学家所说的长期趋势或结构。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者，如中世纪、文艺复兴，或日本史的中世、近世等，即是长时段或超长时段的概念。
布罗代尔的思想，给我以方法论的启迪。近年来，我个人倾向于将明治维新以降近 160 年的日本历史，粗线条地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
帝国时代、资本时代和文化国家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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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868 年 3 月 14 日，年轻的明治天皇睦仁率群臣对神明盟誓，公布《五条誓文》——“一君万民”的体制就此确立，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裕仁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大日本帝国宣告解体，
帝国时代跨越明治、大正和昭和前期，长达 77 年。
在某种意义上，明治维新就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漫长的国家资本主义运动，像极了 19 世纪的“改开”。尽管也受过自由民权运动的洗礼，历经“国权与民权的变奏”，但毋庸置疑，国权胜出，民权被代表。明治维新第二年，明治政府即打出国是，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重心在“富国强兵”。1889 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日本成为名实俱至的立宪国，不但彻底挣脱了此前被列强加诸于身的不平等条约，而且以西人之道还治西人之身，借此跻身列强俱乐部。接下来在亚洲连续打赢了两场战争，“一战”后，以战胜国的名义，成为世界“五强”。帝国时代的日本虽然是新参者，却是当仁不让的“优等生”：开疆拓土，攫取海外殖民地；作为宗主国在对外施行暴虐统治的同时，兼营经济开发和皇民化教育；“二战”巅峰期海外版图达 700 万平方公里，约为其本土的 20 倍……所有这些 KPI 都“不寒碜”。
日本史上最帝国范儿的时代是大正期。我们今天在东京、大阪、京都等一线城市看到的所谓“帝冠样式”和洋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基本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由美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赖特设计的老帝国饭店坐落在东京市中心的日比谷，一箭之遥的丸之内有帝国剧场，顶级的三越百货在日本桥。“今天帝剧，明日三越”——在帝国剧场观剧的第二天，来三越购物吧！大正 2 年
（1913）三越吴服店的广告语，折射了东洋最初的消费社会的光影。不过，对头部资产阶级和达官显贵来说，“今天帝剧，明日三越”的节奏还是略嫌慢了点，充其量算小资。下午在三越百货购物，傍晚在帝国饭店吃西餐、喝咖啡，晚上去帝剧听一场音乐会，那才是帝国时代感官生活的天花板。
位于东京丸之内的帝国剧场旧影（于 2025 年 2 月重建）。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在 1945 年的那个酷暑之日（所谓“日本最漫长的一天”）坍塌。日本用一部近代史，完整演绎了“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神话。
接下来，进入资本时代。
从 1945 年“终战”，到 1951 年《旧金山合约》签署——日本实现国际复归，用了 6 年时间。其间，在美国主导的对日“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造之下，最初几个重要步骤之一——解体财阀得以贯彻、实施，以削弱对经济的集中化控制来谋求中产社会的形成和做大。于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经过改组，摇身一变为合法上市的股份公司，重新在战后国民经济建设的热潮中扮演了机关车的角色。我们今天在东京市中心，仍可见那些财阀构筑于大正期的精美绝伦的洋馆，但多为美术馆、博物馆、复古摩登的咖啡厅，是普通市民和观光客可轻松消费、享受片刻闲暇的治愈的公共空间。战后日本之所以被称为“企业社会”，与这种由战前财阀企业主导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笔者喜爱的摄影家长野重一曾以黑白摄影作品《5 点钟的上班族》，表现丸之内三菱本馆前公司职员下班回家的都市“风景”。日复一日，那成群结队西装革履、手拎公事包、面带凝重表情的“企业战士”大军，从地铁口钻出来，又像水银泻地般地四散流入市中心的写字楼群，与长野胶片上 65 年前的节奏简直一模一样，只是规模更大，氛围更震撼也更压抑。
战后日本，在自民一党独大的“ 1955 体制”和由通产省宏观指导、所谓“护送船队”模式的加持下，经济增长神速。1967 年，日本超越当时的西德，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老二，这一记录一直保持到 2010 年——被中国超越。由加盟“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的大企业构成的日本财界主流，既创造了“日本第一”的奇迹及规模不逊于本土的庞大海外资产，同时也埋下泡沫经济的隐患，遂有后来为世人所见证的那惨痛一幕。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资本时代的终结点该划在哪一年。我倾向于划在平成改元的 1989 年。理由有三：以昭和 20 年
（1945）为分水岭，前三分之一弱是帝国时代的余绪，后三分之二强则是资本时代，长达 44 年，符合布罗代尔所定义的中时段，足以考察趋势和周期——此其一；其二，尽管经济表面上仍在增长，但导致翌年初开始的多米诺效应的动因悉皆就绪，只待第一张骨牌的倒下——如箭在弦，一触即发，状况已不可逆；其三，1989 是世界史意义上的特殊年份。战后近半个世纪以来，作为“冷战”桥头堡的日本，对“历史终结”（弗朗西斯·福山语）尤为敏感，而随着平成改元，历史已翻篇。尽管增长的余势一直维持到 1994 年，但已无关宏旨，日本踉跄着步入下行的轨道——1989 年 1 月 8 日，随着日本史上最冗长也最悲情的昭和期的终结，资本时代也走到了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