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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为什么今天我们应该关注“数字弃民”?

胡泳  · 公众号  ·  · 2021-02-19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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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排斥、财务排斥、技能排斥以及地理位置排斥。

在诸如“这东西我就是学不会”的声称中可以看到 自我排斥 ,它与厌恶变化和新事物有关,并且相信终身学习超出了自己的能力。由于技术总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许多人可能会感到落伍,因此停止参与数字世界。例如,老年人很可能因为觉得生命已经太晚了,而无法开始学习。
财务排斥 则显示数字鸿沟与付费能力有关。 低收入人群无法为连接的前端成本、具有上网功能的设备和上网本身的持续成本支付费用。
技能排斥 是指,一个人的技能和信心是其能否有效使用互联网的前提。 对于某些社会群体来说,互联网过于复杂。他们不仅缺乏基本的数字技能,而且缺乏对互联网工作原理的理解。例如,仅仅是上网填表这样一件事情可能就会困住他们。而缺乏数字技能的人又往往没有机会获得支持,以帮助他们使用技术。
地理位置 也会产生排斥。 在偏远地区,宽带和移动基础设施较差(或根本没有),这意味着农村地区的人们面临着物理服务以及在线服务双重受限的不利条件。


新冠疫情造成数字排斥问题更形凸显。 因流行病而实施的社会隔离迅速增加了人们在很多领域(从食物和服务到教育和办公)的互联网依赖。 这使得那些无从获得网络服务的人更加与社会隔绝,例如,在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转向互联网来保持社交联系的情况下,并非所有人都拥有这个机会。
在很多人都在尽情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的情况下,我们忘记了那些受困于数字化、甚至为此变得寸步难行的群体:因不会或不方便上网而无法购买回家火车票的农民工,不用智能手机、无从出示健康码而被公交拒之门外的乘客,被打车软件变相剥夺了打车便利的非打车软件用户,不会操作APP而无法挂号和就医的患者,未作人脸识别而导致无法领取养老金的老人等……他们都属于“数字弃民”。


由此可见,少数被数字化排斥的群体,其排斥源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年龄、教育、残障、收入、失业、地理位置以及文化或语言等因素。而那些已经处于社会或经济劣势的人,被数字排斥的可能性要高出数倍。 必须意识到,数字排斥与社会排斥是密不可分的。

老年人之困:在数字世界中“掉线”
从研究中可以发现,决定排斥的最常见因素是年龄。

老年人一直占互联网非用户的最大比例。在中国,共有2.54亿老年人,其中仅有6000余万人是网民。有将近3/4的老年人不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上网,甚至没有智能手机。
众所周知,数字化往往将老年人和残疾人忽略不顾,开发技术时并不会特意考虑到他们的需求。大量的老年人是技术新手(相当多的人对新技术感到恐惧),并且更有可能患上与衰老相关的残疾。由于这些残疾因素,老年人的排斥深度通常更大。例如,许多老年人的视力下降与年龄相关,这可能是阻止他们使用技术的重要因素,在与其他障碍(例如缺乏动力和上网技能)相结合的时候,更是如此。

众所周知,数字化往往将老年人和残疾人忽略不顾,开发技术时并不会特意考虑到他们的需求。

而数字化参与对老年人来说,不仅是一个生活上的实用性问题,还同他们的生命质量相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他们的孤独感。

老年人被社会隔离的相关风险是巨大的:孤独感会导致抑郁症、心脑血管疾病、身体功能下降乃至死亡。技术可以成为帮助降低这些风险的重要工具,研究表明,能够上网的老年人被社会排斥的可能性会降低数倍。
在线交流对于深居简出、与亲人相距甚远或者失去了所依赖的亲人的老年人非常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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