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看他出现在案发地点，四处张望，寻找证据，带家属认尸，属于那种不用穿警服就知道他是警察的类型。看他带着必要的忧愁和痛苦，像一团巨大的决心，也像我的舅舅，像某个在地方派出所执勤的初中同学，像那些不需要联系就知道他们的人生过得多么倔强的故人——他们如同失修的船，都停泊在过去。
在这部电影灼热、诡谲的气氛里，他的角色最有血肉，也最平凡。和导演李霄峰的处女作《少女哪吒》一样，主体故事中的所有角色都具有“原型”色彩，被赋予了许多想象和引申的空间，当他们起飞，只有这个警察还站在原地，站在过去和未来的现场，站在一个可以预料的地方。因此我说，不论从表演风格或影片结构上来看，他都构成了这部电影的现实主义根基。
只有一个始终工作在一线、对经手的案件了如指掌、对这个职业本身的正义感有知觉的警察，才能在血案中看见不公，看见所有的不公在时空碎片中残存的证据。如果不是他，这个故事便不存在。他是整部电影的眼睛。
但他不拥有讲述故事的权力，他不是唯一的视点。案件从他这里开启的那一刻，就被另外的力量掌管了。甚至当银幕尚未亮起的时刻，你就能听到某种幽灵的轰鸣，它拖着乌黑而透明、沉重又轻盈的身子，紧紧地贴地逡巡，划出巨大的噪音，却不留痕迹。在所有情节发展的地方，这种音效（以及整部电影的声音叙事）一再出现，不仅作为一种美学提示，也作为一支自主的力量，几乎和镜头运动同时推进，不停地交汇又错开，真正统治了这个故事。
电影的悬疑气质也来自于此，它的悬念并不在于一桩案件的解法，而在于总有一种解法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从一开始就寄生在死人和活人的身体里，被一点点喂养、逼迫、召唤出来。好的戏剧绝不是偶然的，或者说所有看上去精妙绝伦的偶然，本质上都在等待一个确凿的证明。而聂远所扮演的警察，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个“原型”，是这个更高、更神秘、更不可撼动的力量在这个故事中的代理。
至于这个必然的怪物到底是什么，是这部电影真正的秘密。在公映之前，很难完整地谈论它。尽管我向来相信，能轻易被剧透毁掉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像前面说的，所有案件中人都具有超越现实主义的色彩，经过凝练的电影语言，他们的形象像是一面又一面棱镜，冷冽，迅速，短兵相接。有人会突然问，什么最珍贵？有人会突然答，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有人像哲学家，说，心软的人未必都善良。每一句都需要停顿，需要琢磨，像鱼刺一样卡在那里。我想象那些习惯了来电影院找乐子、图刺激的观众，大概会觉得说这些话的人奇怪。
“哪里奇怪啊？”天真的人会这么回应。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开始尽量不流露真情？电影偏要重拾这样的瞬间，把大多数人咽下去的那些话，连同我们的迟疑、悔恨、不平和叹息，重新说出来。这反而让他们显得“可疑”。明明大家都醉了，为什么你还醒着？明明明大家都在追逐快乐，为什么你要扫兴？这种可疑并不是指他们心怀不轨，而正相反，在一个人人有所图谋的年代，图谋却不能完全满足你，这显得非常不合常理。
更容易理解的角色是罗晋扮演的医生，只有他的道路清晰可见，从小要拿最高分，要娶最漂亮的姑娘，要做人上人，这是唯一合理的动机。
这部电影所讲述的，正是这种雕像被粉碎、常识被颠倒、价值分崩离析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