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片面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是主权国家之间互相给予对方享受本国给第三国的某些优惠，这里有两项准则必须遵循，即平等互惠与范围的严格限定(一般仅适用于关税贸易，而不适用于其他涉及国家主权的敏感领域)。但片面最惠国待遇则与之相反，不是互惠，而是片面，中国“无立埠他国之利”，[24]又不是局限口岸内的关贸，而是扩及各领域。《虎门条约》的约款将最惠国待遇导向“各国”，使得中国通商口岸有了“万国化”的样貌。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的最惠国特权已不限于贸易方面。到咸丰八年(1858)的中美《天津条约》又有新发展：“嗣后大清朝有何惠政、恩典、利益施及他国或其商民，无论关涉船只海面、通商贸易、政事交往等事情……亦当立准大合众国官民一体均沾。”[25] 明确地将最惠国待遇引入“政事交往”方面。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中日《通商行船续约》更规定：任何国家在华取得的特权，日本都要“完全无缺”地“一体均沾”，[26]将最惠国特权推向一切国家在华享受的一切特权，推向从过去到将来的一切时限。“利益均沾一语，各国遂得于通商之埠纷纷割地而居”。[27]近代时段，相继有17个国家通过27个不平等条约获得此项特权。
外国兵舰驻泊权。
南京条约谈判时，中方曾提出开放口岸“止可货船来往，未便兵船游弋”。英方却借口“水师之船，以为管束本民，必常有小等数艘，随时来往各口管押”，[28]意图诈欺中方同意英国在华“酌留兵船”。[29]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第14款规定：“所有通商五口，每口内准英国官船停泊一只”。[30]需要注意的是，此处中文的“英国官船”，在条约英文原本中却另有用词，即“English Cruiser”(有“巡洋舰”之意)和“British Ship of War”(“兵船”之意)。[31]到了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签署中美《望厦条约》时，含糊的“官船”身份在中文本里昭然若揭地被改为“兵船”。[32]随后，口岸兵舰驻泊特权又扩及各国。外国兵舰入华合法化在口岸地区首先得以实现，但不涉及未开埠地区。道光二十八年(1848)，香港最高法院不经中国政府许可，擅自授予英国海军在中国沿海的护航权，外国海军于是开始在口岸以外海域展开实际军事行动。咸丰八年的中英《天津条约》对这种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的既成事实加以“追认”，明确将海区限制撤除，赋予英国军舰“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的特权。随后，该特权被推而广之，近代在华享有领水航行权的共有19个国家，其中通过条约直接取得航权的有英国、美国、法国、俄国、日本、墨西哥等14国，以最惠国待遇间接取得航权的有5个国家。[33]中国的所有领水成为列强海军漫无限制的驻泊地，成为不折不扣的国际公共水域。
协定关税。
设立海关与征收关税是口岸设置的初衷。南京条约谈判时，英方就“感到税则是大局的关键”。[34]《南京条约》关于关税大略规定英国人在通商口岸“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稍后的《虎门条约》中也没有协定关税的条文，但该条约及其所附税则的制定过程表明，原本由中方自行公布的税则，现在必须由英方参与协商才能确定，中国从而在实际上失去了单独改变税则的权力。随之而来的《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又把英国业已享有协定关税这一既定事实法律化。[35]至此，不经外国同意，中国不得更改海关税则的“协定关税制”确立。不仅于此，列强还由海关税进而染指中国的内地关税——子口税。咸丰八年，英法等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打击之机，与中方交涉子口税问题，双方就该税的划拨、征收范围、统一税率和代征环节等无一不发生争执。[36]最后，中方屈服，与英国、法国、美国分别缔结《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规定无论是洋货进入中国内陆，还是外商在内陆购买土货出口，均只纳一次子口税，此后“概不重征”。此项特权为外商独享，华商无权享有。[37]子口税与海关税是有联系又不完全相同的税项，海关税只是在范围有限的口岸地区具有意义，子口税则打开了口岸货物进出内地的通道，这在中国这样一个内地广袤的国度中尤具“价值”。关税对中国财经运行的影响非同小可，它再直接不过地服务于外国对华的商品倾销和资源攫取，“光绪七年定约，允以嘉峪关为通商口岸”，俄国对茶叶等货品的掠夺性获取大为便利。[38]列强对中国关税的干涉从沿海口岸无远弗届地深入内陆腹地，造成一些特殊的关税现象：进出口关税低于国内贸易税，外商纳税低于华商纳税，洋货纳税低于国货纳税。
设立租界。
《虎门条约》有外国人在口岸享有“租地建屋”权利的文字，列强便恶性延伸这一表意。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首先在上海建租界。随后各国纷纷效仿，租界在条约口岸不断展拓，列强先后在中国的16个口岸城市划分了27处租界。上海租界占地最广，总面积超过58 000亩。天津租界最多，分属9国。[39]外国在租界建立统治机构，排斥中国管辖，遂成为外国人可以肆意妄为的“国中之国”。“租界之外复有口界，不但有碍厘饷，久将变为异域”。[40]
利用口岸走私。
走私始终不是明面上的条约特权，却是列强名不副实的违约行为。在相当时间内，口岸成了走私的大本营，鸦片走私是其中的典型恶例。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孔道由广州“一口”扩大成“五口”，上海吴淞口出现专门运送鸦片的“接货船队”，并很快成为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的鸦片贸易中心。[41]走私猖獗以致“海关税则实际上已失其作用”，因为“外国人随时准备玩忽法令，以武力抵抗中国官员的干涉”。[42]港英当局还滥发护照，允许中国走私船使用悬挂英国国旗等手段，变相鼓励走私；领事报关制度则使外国领事可以随意对货物隐匿不报，由于鸦片被列为违禁物品，因而形成了合法进口商品需要交税、走私鸦片反而可以逃税的局面。在此情势下，被迫无奈的清政府只得于咸丰八年(1858)十月三日签约同意鸦片输华合法化。[43]前此，中国吸食鸦片的人约300万；30年后，有人估计吸毒者在中国有4000万；[44]到20世纪上半叶，在四川、甘肃、云贵、湖南的若干地区，吸食者竟然高达成年人口总数的70%以上。[45]
三、自开口岸
条约口岸既是暴力强加的产物和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又是中外初逢的场域和西学东渐的策源地，它对中外关系产生多极影响，时人就看到“添口通商，于中国利害参半”。[46]于工贸：口岸以“通商”得名，经贸因素自始居重。舶来品通过不断增辟的口岸以不容阻挡的势头加剧倾销，同治四年(1865)中国进口洋货总值为5586.1万海关两，第二年剧增到6635.2万海关两。[47]如此，地方市场被纳入国际市场，生产消费成为全球性的。商品输出继之以资本输出，口岸成为外资金融机构活动的大本营。渣打和汇丰银行等最早在上海设立“分行”和“管辖行”；华俄道胜银行光绪二十一年成立，二十九年时已在华建立16个支行，除北京外，全部设在口岸。[48]口岸不仅是最早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的地方，而且是最早吸引世界先进生产体系的处所，大机器工业先行在此落户，构建了中国近代工业体系的基石。于城市：划定特别区域作为外贸之用是设置通商口岸的本义，使得其地的口岸城市发散影响着愈来愈广的地区。以上海、广州、天津等龙头港埠的辐射拉动了长三角、珠三角和华北地区城市群兴起。这些联结大洋的口岸都是外向型经贸的重要之地。于文化：口岸是中外信息的集聚点和外域科技文化的传播地，口岸文化因此别具一格。上海利用西式印刷新技术大批量廉价印制《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49]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奏设天津至上海两口岸间的电报线，至宣统三年(1911)，中国共建报线100 002.3里，局房503所，电报网遍及除青海以外的所有省区，且与国际电报网多线路联结。[50]光绪八年(1882)，电话现身沪滨，“只须向线端传语，无异一室晤言”。[51]电影在法国现身仅八个月后，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三日，“西洋影戏”便在上海徐园“又一村”与观众见面。[52]西学从口岸渗入且示范引领，肇致中国传统的教科文卫以至思想意识形态的重构或再造。
之所以故，根究“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53]光绪二十四年(1898)一月二十日，驻美公使伍廷芳入奏：“许以遍地传教，不许以内地通商，殊为失策。”[54] 伴随中国人民自强意识的觉醒，通商口岸出现了另一种类型——自开口岸。同年三月三日，总理衙门入奏在湖南岳阳、福建三都澳“开设通商口岸”；两天后，又奏准直隶秦皇岛开埠。鉴于“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55]清政府考虑与其被迫缔约开放，不如自开，“自开商埠与约开之通商口岸不同，其自主之权仍存未分”。[56]此举开启口岸模式一大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