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后，更激发了西方学者在新疆地区寻找吐火罗人踪迹的热情，并开始构拟吐火罗人迁徙的路径，一幅新疆地区印欧人迁徙演变的图景在某些西方学者的脑海中逐渐建构起来
（J. P. Mallory & V. H. Mair，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
， London:Thames & Huds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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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方学者掀起的“新疆吐火罗问题”的巨浪，王炳华先生并没有盲目跟从，而是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他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对考古材料进行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科学分析，坚持让考古材料说话，让事实说话。
201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召开的“重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面对西方学者将新疆不同地域、不同时段的考古遗存，从古墓沟、小河，到哈密五堡、吐鲁番苏贝希、且末扎洪鲁克、尼雅精绝，无不收入“吐火罗”这顶大帽子中，王炳华先生明确表达了不同意见：在论及居民的“民族”时，不能只看其种族特征，更必须关注其经济、精神文化内涵；这些考古文化，不仅时、空有别，物质、精神文明也是相当不同的，对这些考古文化的差异，只用吐火罗语A、B、C去区别，实在是过分简单化了；语言、种族不能等同于民族，新疆各地所见古尸，虽不少有白种人体貌特征，但物质、精神文明各异，葬俗不同，绝对不能混同为一个民族的考古文化
[王炳华《〈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序》（以下简称《序》），载王炳华主编《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以下简称《假想》），科学出版社，2017年，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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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书影
针对有人仅据回鹘文译语中的“toγri”一词，就判定当年天山南麓通行着印欧语西支“吐火罗语”，王先生指出，这一结论明显存在极大的逻辑失误，欠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料的有力支持。他进而辨析了“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语言，是民族认同中最重要的根据，但语言，又不能等同于民族。不同的民族，持同样的语言，在社会历史生活中，并不稀见；同一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也可能使用不完全相同的语言
（《序》，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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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在思考吐火罗问题时，王先生首先考虑的是考古材料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以及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综合考虑，在他看来，对古代人群的族属的判断，文化因素远比体貌特征所呈现的种族特征更为重要。这与陈寅恪先生所强调的族属的判断应以文化为要而不以体貌特征为要的逻辑是一致的。人种，是指人的生物属性。而人与一般生物种属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有文化、有社会，因此在族群划分时，文化属性应起决定性作用。由此可见，王先生的方法论无疑是正确的。
循此思路，王先生对“小河墓地古墓沟居民是吐火罗人”说作了十分有力的回应：小河墓地是去今四千至三千五百年前的青铜时代考古遗存，居民具有白种人形貌特征，但并没有发现过文字或其他任何可以与语言、文字相关联的资料，就一次又一次地“假说”他们是吐火罗人，宣称“小河墓地与古墓沟的居民，应来自西方或北方，他们与后来说吐火罗语的吐火罗人，可能有某种渊源关系”，实在是十分不谨慎、不靠谱，没有科学根据的
（《序》，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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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王炳华先生在前往小河墓地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