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性生活 法≠法律——评《性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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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也是，无论如何定义，性难道能与性别割裂吗？即使是从不跟异性过性生活的绝对同性恋者，不也有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之别吗？只不过他们和她们的性生活脱离了社会对性别的规定而已。也许正能从中探索人类性别划分标准的奥妙，发现两大性别集团相互交往的玄机。国际上的女权主义运动，有一种“性——性别”理论，其要点就是说，社会对人类性活动的种种规范，都是来源于并且服务于两大性别的划分。既可以说，由于你生下来就被规定为女人，因此你才只能学会女人特有的性活动；也可以说，由于你被训练成只会从事特定的性活动，因此，你才被社会接纳为女人。这种互动关系被社会固化为系统模式，所以人们才经常用“男女关系”来喻指性行为。否则，男女关系的种类不计其数，为什么我们一听此词，却不会想到“子见南子”或混合双打呢？

至于法律人格，李楯先生定义为“经法律确认的可以成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它“体现着一种法律文化中的价值观”。如果仅此而已，也算不上什么新鲜。但是李楯先生抓往法律人格的实现这一关键所在，从基于性别的特殊立法和涉及性别的婚姻家庭立法，展开地讨论了历史与现实中法的精神、法理与法律条文之间相互关系。你可以读到许多似曾相识的文件条款，但吸住你不放的却是历史演变中的法律文化和法理观念。你可以痛痛快快地跟作者大辩一场：男女怎样实现平等，但令你屏息静气地领略的却是，社会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分成男女，又如何把男人和女人活生生的性灵固着或附着于干巴巴的律令。

近来，国内一些学者也提出诸如性骚扰、婚内强奸等问题。其核心是性权利问题。但据我所见，或者是把它扩充为“妇女问题”，回避男人被骚扰的可能，淹没了个体人格这一根本主题；或者仅仅是义愤填膺地登高而呼；还有些则陷入了必要的抠条文，却不必要地舍弃了讨论法律文化环境。其实诚如李楯先生所论，在一个不尊重个体的社会大氛围中，凡是危害“秩序”的性行为，法律条文肯定而且确已严惩不贷；但若只涉及个体人格与私人的性权利，法律条文就网开一面了，而且还会搬出更重要的“秩序利益”来否认个体的性权利。正是因为没有深刻地理解这一点，许多女界论者就无法解释：强奸犯在我国可以判死刑，而且被枪毙的比例相当高；在公众场合侮辱妇女是流氓罪，也可以处死，由此被处罚者也不在少数；那么为什么法律不去讨论她们所说的性骚扰呢？为什么连这个词都是发达国家的人（包括男士）首先提出来的呢？我很担心这种理论上的肤浅会给妇女运动造成别的假想敌来，诸如“男人本质上是野兽”啦，“政府保护妇女不力”啦，“立法者男人居多”啦，等等，等等。况且，疾呼重视性骚扰问题的好心人又能开出什么新药方呢？“严打”恐无用，因为还没有比枪毙更重的刑罚。那就只能是立新法。但是，在李楯先生精彩论述过的此种法律文化中，谁会把强制妻子过性生活的丈夫判为强奸犯，从而去冒破坏婚姻家庭这一“社会细胞”与秩序根基的巨大风险呢？稳定高于一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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