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与菁蓉所见不太相符的则是，绝对数据上二孩生育率并不高的女公务员，已经在相对层面上居于多数，其他各行各业女性的二孩生育率更低。在招募访谈对象时，我们最容易找到的二孩妈妈就是女公务员，以至于考虑到职业特性的多样性，我们不得不有意识地去寻找其他行业的二孩妈妈。而最终获得的样本群，有着明显的共性，那就是她们大都从事着一份世俗眼光下十分体面的工作。
除了陈菁蓉这样的女公务员，我们访谈过的都市二孩妈妈还有医生、事业单位行政干部、大学老师、国企中层干部、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或是外企高管、自行创业者和在读的博士等。从职业类别来看，体制内居多，体制外的则大多已上升到管理层，职位体面且稳定。
山东姑娘方晶琳生长在多子女家庭，妹妹小她5岁，弟弟小她7岁。代际上，80后的她和90后的妹妹弟弟像差着一代；实际上，她作为长女帮了父母不少忙，记忆中弟弟就是她抱在手里带出去玩。这种原生家庭背景让晶琳自然地认为，一个家庭应该不只有一个孩子，并且陪伴、照料弟妹的经历也让她对教育学产生了兴趣。本科毕业后，她到上海读教育学研究生，之后在一所高校担任辅导员，享受事业单位行政人员编制。她的工作环境，同事学历层次高，并且还有寒暑假。虽然收入一般，但已足够令普通上班族女性羡慕了。然而，晶琳婚后生了第一个孩子后，这份工作的弊端开始暴露出来。休足产前产后假在大学里不是问题，只是开始上班后，学生活动经常安排在晚上；并且关心大学生思想、心理、安全等方面的任务也越来越重，令晶琳感到工作强度太大，难以兼顾好家庭和孩子。因此，她跳槽到离家很近的一家教育科研机构，身份转变为事业单位科研人员，上下班时间非常规律，工作任务通常都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且有着固定周期，直接压力比辅导员小得多。两年后，她决定生二胎。对此，双方父母不发表意见，而作为独生子的丈夫不太理解但也没反对。二孩出生后家中人手严重短缺，已经33岁的她明显感到精力不济、情绪不稳，生活一度陷入混乱。
进入职场十年，方晶琳的两份工作都符合稳定、体面的标签，但逐渐清晰的职业生涯方向，似乎都在为她的二孩妈妈理想做铺垫。她特别满意现在工作的一个原因，是单位属于教育研究行业，身边同事不仅是专业研究者，而且出于职业性质也都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她认为，这样的氛围对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们是非常有利的。尽管近年来博士已经成为单位人员的主体，工作上有继续提高学历的压力，但在目前两个孩子都还小的情况下，她根本无暇考虑此事。看到两个孩子在一块互相陪伴，习惯了他们手足之间的共生关系，她还挺欣慰的。例如，6岁的老大放学路上要买牛奶喝，会自然而然地提出买两个，他也不说另一瓶是给弟弟的，大家心照不宣。
娘家，出钱出力
原生家庭在都市职业母亲的二孩养育经历里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在上海这样的都市，女方父母帮忙、支持小家庭带孩子早已是主流模式。在上海，姥姥的称谓是外婆，民间流行的段子是：“妈妈生，外婆养，丈夫回家就上网，爷爷奶奶来欣赏。”
陈菁蓉的父亲是军队退休干部，养老待遇高，在上海配有宽敞的福利房。结婚和生老大橙子时，菁蓉的小家庭就和父母住在一起。她的丈夫是她在上海工作后别人介绍的老乡，经营着一家化工制品货代公司。菁蓉一直认为，结婚的时候没要求丈夫买婚房，相当于她给对方创业提供的第一桶金。菁蓉的父母没养过男孩，女儿生了个外孙，老人比小夫妻还高兴。而且橙子是个能吃能长、好养好带的孩子，外公外婆越看越完美，越带越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