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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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巴尔加斯·略萨（左）接受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 图/视觉中国
2011年6月14日，巴尔加斯·略萨到访中国的第三天，叶兆言从南京赶来上海，参加当日下午“阅读的赞颂——略萨作品朗读会暨文学交流会”，他特地带了一本老版《青楼》
（即《绿房子》）
，老略萨见了欣喜不已。
“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与我们的青春岁月密切关联，一想起略萨和马尔克斯，仿佛又回到火热的当年。”叶的追忆颇具代表性，略萨那次为期9天的中国行，掀动了国内多位重量级作家的“集体追星”，沪上有孙甘露、陈村、王安忆等捧场，京城则有莫言、阎连科、张抗抗等候驾，面对老略萨，他们的姿态都相当恭敬。
“我最早读到您的著作是《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当时我作为一个年轻作者，非常希望自己就是小说中的那个‘我’。不是因为诺奖，是因为胡利娅姨妈。”沪上对谈，孙甘露的开场白洋溢着欣羡。
京城交流会上，莫言先拿自己开涮：“前几天我在家看《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边看边笑。太太见我笑得那么开心，拿过书一看，瞧见略萨年轻时的照片，怎么这么帅？她又看了我一眼，带着无限遗憾的表情扬长而去，连晚饭都不做了。”
阎连科也接着幽了一默，说自己为了和略萨见面，3年前就准备了一套西装，还补充道，中午有15个美女给他电话，委托把她们的爱带给这位“世界上最老的帅哥作家”。跟着发言的女作家张抗抗还借机索要签名，并表示，中国作家能从幽默和荒诞的角度去看待生活，是从略萨和一部分拉美作家那儿得到的启示。
提及幽默，略萨自己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认识。“我从前对幽默过敏，因为我曾天真地以为严肃文学不苟言笑：如果我想在小说中提及严肃的社会、政治或文化议题，幽默会变得十分危险，令我的故事显得肤浅，读者会觉得那不过是些轻松笑话。我一度摒弃了幽默，很可能是受萨特影响，他在创作中十分敌视幽默。但是有一天，我发现要在文学中重现某种生活经验，幽默是宝贵的工具，《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就是如此。从那时起，我意识到幽默是一笔大财富，它是生活的基本元素，因而在文学中也同样重要。”
混乱年代
“如果你拿作家的收入与公司总裁、秘鲁的斗牛士或顶尖运动员相比，你会发现，文学仍然是个薪酬很低的行业。”
19岁时，巴尔加斯·略萨为养家，曾同时干7份活：图书馆管理员、报社记者，电台编辑，甚至还“数过死人”
（为公墓制作墓碑卡片）
。“当时我还在大学读书，你为了谋生，不喜欢的也得做，尽管做出了牺牲，但最后能写作就是一种安慰。每到周末，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打字机前坐下来，挤出时间写作，在这样的条件下你是与周围环境斗争，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困难激发创作，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一个作家总是被人夸赞，有奖金、有政府补贴的话，我觉得会很危险，他的创造性就会丧失。”
巴尔加斯·略萨1936年生于秘鲁南部小城阿雷基帕，还在襁褓中，他的父亲就抛弃了妻儿。小略萨随外公一家来到玻利维亚，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童年被大家庭的爱包围，环境十分纯净。“长到10岁，我还不明白小孩是怎样来到世上的，而且我拒绝相信那种如此缺乏精神因素的方式，正如我后来所描写的。”
11岁时，素未谋面的父亲突然回家，在暴君式的打骂中，小略萨躲进文学世界，“我偷偷读书写作，这已成为我反抗他独裁专制的行为。”14岁时，略萨奉父命报考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这里聚集了各阶层、各种族的青年，军校的世界充满粗暴、野蛮、仇恨、勾心斗角等龌龊的东西，是秘鲁的微观世界。”
略萨在军校里过着“狗”一样的生活，但他毕竟是个大写的“人”，若干年后，那段经历被他写入《城市与狗》。这部凶相环生的作品，令他在文坛上声名鹊起。
离开军校紧张、沸腾、充斥暴力的生活，略萨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新闻报道报》工作。尚未成年的他，跟着几位老前辈混迹于利马嘈杂的酒吧与妓院，成了个放荡的小记者，种种光怪陆离的见闻，后来进入了他的《绿房子》。
调查新闻期间，略萨目睹、经历了许多他这个年龄不该触碰的东西。第一次看到裸尸，“那血淋淋的情景长时间留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感到悲伤和压抑。”有一回，他在老记者怂恿下吸了“白粉”，多年后参与总统竞选时，早年的吸毒事实被政治对手当作“不良少年的行为”公布于众。
进大学后，“我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同时也产生了第一次信仰危机。我放弃了天主教大学，改去圣马科斯大学，那是地位卑微者的孩子上的大学，有着反抗独裁的传统。”
大学期间，巴尔加斯·略萨担任过共产主义学习小组的指导员，“某种意义上，这是大学里的地下组织，当时共产党几乎被独裁体制消灭了，我和那个团体尽管人数很少，但确实是以一种非常直接的、个人的方式参与了抵抗运动。”
当时的秘鲁，奥德里亚夺取政权后，任命萨尼亚杜为安全局局长，圣马科斯大学的师生对他恨之入骨，多年后，略萨把这个家伙写进了《酒吧长谈》。
“《酒吧长谈》就是从这时开始构思的，我想写一部小说，通过这个人物来展开，展现这个独裁政府是如何把整个社会毁灭的，哪怕与政治无关的东西，家庭、爱情等等，都被它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与腐败的政治相关，不管你是否愿意，为了生存，你必须在道德上做出让步。我开始写这些小故事，把不同人物联系起来，开始的一年我很迷茫，后来选择通过两个人物的谈话的方式，使其引出其他人的对话，最终变成了叙述化的谈话，将所有人、事加进去。这本书写了很多年，是我最费工夫的一部小说，如果要我选一本能留下来的书，那就是《酒吧长谈》。”
竞选总统——“天真的幻想”
2006年5月，一位瑞典翻译家在巴尔加斯·略萨作品研讨会上指出：“当今世界，再也没有像雨果那样能引领全球思潮的大作家了，但略萨已相当接近，他曾竞选过总统。”
略萨回应：“知识分子曾被认作思想家、社会良知，是具领导性的人物。但如今，这个观念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消失，当今作家已无法对各种社会问题提供解答。”
自《酒吧长谈》后，巴尔加斯·略萨的风格发生变化。1981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历史题材小说《世界末日之战》，以卡奴杜斯起义始末进行创作，将19世纪巴西反抗军与政府军的残酷争斗展现在读者面前；近20年后，略萨推出又一部历史小说《公羊的节日》，揭露多米尼加共和国前独裁者特鲁希略家族的暴政。有评论指出，在特鲁希略统治时期，国外媒体、记者都被拒绝入境，其罪行被掩盖起来，略萨用他的笔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力量的强大。该书问世后，特鲁希略的后代扬言要杀死略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