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眼界比较小
，
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
中国新闻周刊：
你担任过政府公职，也长期担任私营银行的总裁。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香港的问题，有什么不同的认识？
梁锦松：
很不一样。当我做过财政司司长之后发现，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不能老是批评政府做得不对。中国有一句话，当家才知柴米贵。比如说当时我减赤字的政策，很简单，但是影响了很多人。
还有，比如说教育的问题。因为我协助、支持了董建华先生的选举，他当选之后，就委任我当了行政会议非官守（非官方）成员。
当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委员会，叫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相当于内地的高教委。进这个行政会议是因为我一直在做银行，比较了解金融，而且也比较关心教育。
当时教育改革是我领导的，可以说是把香港的教育改革向前推了一大步，到现在国外都觉得当时香港的教育改革可以持续十几年是个奇迹。
现在香港的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教育基本上没什么重大的改变。
社会各界对香港教育主要的抱怨是太注重应试，但是很多老师，当他是学生的时候，也是接受这种应试教育，如果突然让老师换一种方式教书是很难的。
所以批评是很容易的，但是提出有效的建议是很难的。我离开政府十几年了，没有评论过政府的公务，最近两三年才出来说教育的问题。我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小组叫“教育2.1”，是对现在的教育提出一些建议。这个小组有17个人，基本上都是教育界的精英、商界的领袖和专业人士等，我们提出看法，希望能引起社会的讨论。
中国新闻周刊：
不少香港年轻人对未来比较迷茫，看不到希望，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梁锦松：
三年前我曾经说过特区政府有三个地方做得很不好，没有充分重视年轻人的发展，
特别体现在三个“上”：“上楼”，没希望；“上流”，没机会；“上位”，很困难。
香港地价很贵，房价也可能是全球最贵的。大概要18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个中等的房屋，只有47平方米。所以，现在年轻人要跟父母一起住的越来越多。
因为租金比较贵，所以香港的就业越来越窄，大部分人选择了金融。但是香港400万的就业人口，只有大概25万人在从事与金融相关的职业，不做金融很多人就没工作做了。为什么我能30岁做到地区经理？因为我前面没有人有足够的教育水平。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再出来关注教育的问题，我是比较担心香港的年轻人。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
内地市场大，成本低，年轻人的拼搏精神也比我们强。我希望现在的香港人能好好思考，经过了20年，究竟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我们没有足够重视年轻人的诉求”
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你签CEPA的时候香港面临的问题，和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有什么不同？
梁锦松：
是不一样的。当时的背景是香港官员还是比较抗拒，而且从内地到香港是没有自由行的，是进行限额的，比如商务旅客，一年的上限是20万人次。
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抱怨就是因为旅客增加导致了很多“水客”，但是我说了，带水货主要是香港人，不是内地人。很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政府未能有前瞻性地去思考。比如，当时我们就提议把西九龙变成文化中心，但是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还是空了一大块地在那边，浪费了很多资源。所以香港人要思考一下，我们这样磨磨蹭蹭地闹下去，到头来受害的是谁。
中国新闻周刊：
我记得你说过，CEPA是两地更紧密的合作，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是突破性合作，区别在哪里？
梁锦松：
我觉得不能只是循序渐进地来，还需要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怎么样算是突破性合作，还需要专家来研究，怎样利用两地的优势来合作。比如说生物科技，我觉得这是继IT之后能改变世界的领域，可以利用香港保护知识产权的体制，和香港在国际上都很有名的科学家、医学家，来好好利用内地的市场。在生物科技方面，临床测试是很重要的。香港只有700万人口，病人也不够多，而内地有更多的病人可以结合香港的技术，这样就可以在内地做好的东西，同时打开国外的市场。
在经济方面，主要是人流、物流、服务流、信息流、资金流，怎么样在这五个流向上实现更加有突破性的互补。资金方面，香港要有更好、更完善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比如说阿里巴巴不能在香港上市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全球领先的IT公司，6家是美国公司，4家是中国公司，但有9家在美国上市，只有1家是在香港，就是腾讯。这就是拱手将机会让人，因为我们上市的程序不够好。
在人流方面，比如说过关去深圳要花几个小时，是很不方便的，而且经常往返内地的香港居民，如果在内地时间满183天，要给内地交45％的税，不满这个天数的话，则只需要在香港交15％的税，这样就妨碍两边的流动。我很高兴今年总理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