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华鑫工厂里的冶炼炉
这种火法炼铜技术遵循着古老的化学公式：石灰石加焦炭加铜矿，很像中国普通家庭在烹饪，“每样三分之一”。带领我参观厂区时，负责技术的副总黄东海很自信。不过，“火法冶炼，一般至少需要20%的品味，铜矿低于这个品味的，只能湿法冶炼。炼出来95%的粗铜，运到国内，卖给国内的冶炼厂，提炼出99.99的精铜。”他透露。
冶炼车间里的工人
这决定了火法炼铜技术在中国国内没有市场。首先，中国没有20%品味的铜矿石；其次，“环保通不过。”吴少鑫说。
但在2004年，中国被淘汰的技术在卢本巴希找到生机，因为省钱。“那时候，就是先进来，一看改革开放，资源那么丰富，就投个小工厂先试一下。投了400万美金。”至今，他仍觉得当时“比较冒险”，那时，非洲多个国家的军队仍在刚果金东部丛林里激战，卢本巴希也只有两家中国企业，国有企业万宝矿业和一家民营企业。
吴少鑫身上有着闽南人天然的冒险基因。他原籍福建晋江，18岁移居香港，与哥哥吴少康批发电器给远在南非的贸易商。
香港回归前，吴氏兄弟将事业转到南非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现在，吴少康依然在那做贸易，还担任着南非警民合作中心主任。而吴少鑫则北上赞比亚，进入刚果金。“不是国内对矿啥的也需要嘛，就说你们在非洲熟，帮我们找一些资源，是这样来的刚果。”
冶炼厂于2005年10月投产，2005的铜价已经到3000多，2006年铜价涨到5000多，很快他就收回投资。“不是我们冶炼成功，而是碰到机遇。”
“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在刚果金“改革开放”时期同样奏效。“那我们就有了一个平台嘛。进入刚果，了解刚果。”
吴少鑫相信，自己青年期在香港的生活经历在卢本巴希回报了他。
“我在香港长大，对这种欧洲殖民地，这些法律，我们处的比较早。（所以）我们在海外做生意比较适应。”在这里，“整个制度、管理，乃至整个国家，都不是很健全。他们这些人想要腐败，要从这里得到钱。”
而另一方面，他也不否认，“他再这么烂，（毕竟）还是一个国家，还是有这些执行部门的。没有，这些国家都废了。”
这种貌似自我冲突的观点，正体现了他独特的平衡技巧——“两种经营方法，一种是用很正规的方式；一种就是用势力、用关系的方式。两种同时做。哪里有国家不收税的？所以你到哪里都得正规，再加上关系。”
吴少鑫不是没付过学费。“我刚来的时候，也是到处找法院院长啥的，敲人家门，请人家吃饭。”
卢本巴希官员对中国人的社交方式很不适应。“他们说，他妈的，跟你吃饭，你又不会讲话，叫翻译，然后我们干杯吴吴吴干杯。”吴少鑫讲起这些往事，止不住大笑。“他们还说，你醉我也醉，两个人傻乎乎
坐在那里，不知道在干啥。你给我钱就行了。”
“我做习惯了，觉得比中国还简单。讲清楚，他要多少钱，你也正正规规，拿了给他就行。”他忍不住抱怨，“我们中国，吃完饭，还要卡拉ok，喝醉酒还带女人给你。”
在卢本巴希，吴少鑫每年给的“小费”达100万。他解释，“这个100万，不仅只有小费，还包括罚款。”
在刚果金，罚款弹性巨大。
华盛顿的非洲问题专家理查德?吉特曼（Richard Gittleman）曾在卢本巴希在一家美国矿业公司工作。有一年，税务局上门，告知要补交2000万美金税款。他花了一年时间处理，最后，“一分钱没交。”
中国企业同样如此，“包括所有中国企业，我赚1000万，报告1000万，他还是要罚我。那我干脆报600万，那400万，百分之三十的税，这120万就留给你好啦。”
对于这种独特的腐败文化，吴少鑫感慨，“（只有）你懂得这个，你才会在这里做得好。”然而，“像我们中国国营（企业）进到刚果，刚开始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
“今年赚了一百万，他就派人来查，审计完，说你不是赚了100万，而是赚了130万，你该交30%所得税，还有罚款。 一共六十万，十万进中央银行。剩下的你给我五十万？”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吴少鑫问，“就是去协调。我私营就能，国营的他咋协调？”
他又举了个例子。“一家国有企业，上次给他总经理在聊天，聊他为什么做得这么不好？总经理在这里，超过500块的小费，要报北京。”
“500块来这里有啥用？你送个官员500块，他肯定不要。他要600块。”官员告诉他，不等北京批完，我咋给你？但是，北京又不知道这里在干啥事。“你明白吗？（这样的情况）你国营的行不行？我私营的就行。”
很显然，中国国企在这里遇到了制度性障碍。
2012年3月20日，中国国有企业与华鑫公司签署“股东协议”，合资成立中色华鑫马本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此前，中国有色三度进入卢本巴希，均告失败。
“中色为什么一定要和我合作？为什么来了，还要和我合作啊？”吴少鑫自问。
“中色也可以没有我啊，没有我，他真的一样都还没出来。”他又自答，“ 因为（工厂）都他在管嘛，外围我们协调，该付多少钱你去付。就说中色过来投资这几年，有谁去找他们麻烦？但钱肯定是要付的。”
我告别吴少鑫时，他说晚上有一个饭局，云南铜业的人过来考察。
挑碎石的卢本巴希妇女
中国企业在卢本巴希不断地买进矿山，这很像刚度过计划经济物质匮乏期的人，初次来到琳瑯满目的超市，管理购买欲变成了自我施虐。
2011年7月，甘肃省地方国企金川集团击退巴西矿业巨头淡水河谷公司，获得卢本巴希的多处铜矿和钴矿，交易额11亿美元；2011年8月，国有企业中国五矿通过收购一家澳大利亚公司，以81.8亿人民币获得卢本巴希一个铜矿。
中国的民营企业不甘落后。2015年5月，紫金矿业收购卡莫阿（Kamoa）铜矿项目49.5%的股份，成本为4.12亿美元。
这些隔段时间就冒出的天文数字，似乎支持了长期以来西方评论家对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批评：中国只顾攫取非洲的自然资源，对当地社会发展没有表现出责任。更尖锐的批评者则认为中国在非洲实施“新殖民主义”。
2013年3月，尼日利亚央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Lamido Sanusi）在《金融时报》中谈到，中国“是非洲去工业化和欠发达的主要贡献者”。
无论在赞比亚、刚果金，还是乌干达，所有和我聊过的中国人，上至国有企业的高管，下至普通员工，无一不认为，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或者说，都是戴着有色眼睛在审视中国企业。
“我们现在是在嚼别人吃剩的渣。”2013年11月，在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中国有色一位高管说。他还举例，赞比亚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来自加拿大——国际矿业巨头第一量子公司(First Quantum Minerals)。连印度公司也走在中国人前面，该国最大的私有矿业集团韦丹塔资源公司(Vedanta Resources)拥有赞比亚储量最大的孔科拉铜矿(Konkola Copper Mines)。
“他们是宗主国，对这里的资源状况，一百年前就搞得一清二楚。我们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来这里也只有十几年时间，这么晚进来，哪还有什么好矿留给我们？”他反问。
2009年10月，通过竞标，中国有色公司获得已停产的赞比亚卢安夏铜矿。
2013年12月，李云生热情地带着我走访了矿区，他是卢安夏铜矿的党委书记。在他的办公室，我看到英国女王肖像画仍挂在墙壁上。这座矿山最初所有者为英国人，从上世纪初便开始生产，后来转给荷兰人，铜价低迷时，他们认为不值得开采，便一度废弃，中国有色这才有机会接手，重新提炼被英国人和荷兰人利用过的尾矿渣。
刚果金也差不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比利时的的矿业巨头，他们掌握的资源储量远胜中国企业。
不过，论争议性，似乎没有谁能胜过华刚矿业(Sicomines Sarl)。这家公司由中国国有企业中国铁建和中国电建投资65亿美元，与刚果金国有矿业公司合资成立，开发加丹加省科卢韦齐（Kolwezi）的铜钴矿。这是迄今中国企业在非洲最大的一笔投资。
根据交易，中国财团会获得1千万吨铜和六十万吨钴。作为回报，他们将为刚果金建设许多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几千公里的铁路和公路。还计划帮助其修建两所新的大学、176个保健中心和医院，以及两个水电大坝。
2008年5月27日下午，这个项目还在等待中国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审批时，在北京三里河的总部大楼里，我和范集湘交谈了四十五分钟。那时，他担任着中国电建的总经理。
我对一家建筑企业为什么要涉足矿业市场很感兴趣，毕竟，这并非他们的主业，也没有人才储备，而且，刚果金国内外的反对者众多。在当时，这笔交易看起来非常激进、草率，前景也很暗淡，似乎只是准备着为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再增添一个失败案例而已。
范集湘很有耐心，他给出了答案，“多元化是建筑公司的必然选择。”他说，“从国外承销商、建筑商的发展经验来看，建筑业务占公司的比例一般会降至40%-60%以下。”
华刚矿业如期获得中国国资委的背书。但我猜测，中国国企舍得砸钱的动力之一，也来自刚果金新总统卡比拉的鼎力支持。
和中国官员擅长打造的“形象工程”很类似，彼时，卡比拉也宣布了“五大工程”，分别是基础设施、就业、住房、水电、改善医疗保健和教育。全球见证认为，卡比拉将这些要素看作是再一次总统选举时接受评判的试金石。
但是，考虑到刚果金的财政状况，总统的政绩工程只能靠中国人实现。
由于担心耗尽刚果金的财政收入，项目首先就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诉。
作为重债穷国，刚果金高度依赖国际援助。他们不得不听从这这两家机构的建议。随后，交易削减至65亿美元，而在2009年，刚果金的国家预算只有50亿美元。
但在当时，这依然是中国在非洲的最大的“资源换基建”交易。这种模式，被中国人在非洲广泛采用，也常常因为透明性不足受质疑、指责。但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教授在《龙的礼物》一书中提到，日本、韩国和台湾才是这一模式的开创者，只不过在国有银行的支持下，中国人走得更远。
譬如“全球见证”这样的国际组织，对类似项目的批评最为激烈，同时也指向透明程度问题。他们的报告认为，“有关这笔交易的基本财务方面，公开的信息很少。矿物销售价格的信息也无从得知。要建什么基础设施，成本是多少，这些信息都没被披露。所承诺的19%的‘内部回报率’的计算方法也不清楚。”
2016年5月，在华盛顿一家智库组织的刚果金局势研讨会上，理查德?吉特曼也批评这项交易，“没有任何透明性，比如说税收，比如说刚果金人民到底会从这个项目中获益多少。没有任何信息。”
“全球见证”还指出，“此笔交易本身的谈判受到了一位总统顾问的重大影响。这名顾问既未经选举，也没有官方职位。预算部、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谈判中的参与也很少。”该机构引用匿名信源称，中国公司支付的3.5亿入门费，部分被用于行贿。
而信息不透明也也意味着，一些利益关联者恐惧公开某些信息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现在，中国人正裹挟到一场决定刚果金未来的政治急流中——卡比拉的第二个任期将在2016年11月结束，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他没有资格连任。但是，“卡比拉正在玩弄政治手段，试图推迟11月的总统大选。”2016年5月15日，皮埃尔(Pierre Englebert)教授在美国华盛顿的一场关于刚果金局势的研讨会表示。他在位于加州洛杉矶附近的波纳莫学院研究非洲政治，在刚果金生活多年。
2015年1月，在我抵达刚果金的前夕，卡比拉内阁公布，为核实选民数量，将在2016年大选前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在刚果金，由于财力不足，行政系统效率低下，人口普查可能要耗时数年。他对选举的操弄，让刚果人对他恶劣政绩愈发不满。
“十年间，卡比拉让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变成了一个日渐独裁的专制政权。”皮埃尔说，“往坏里说，他就是依靠流血手段操纵政治系统。”他对不断走下坡路的刚果金非常悲观，“没有人还能对那里抱任何乐观。”
中国人对动荡的局势焦虑不已。2015年2月25日，我在金沙萨上海酒楼参加金沙萨侨领的饭局。主人是刚果金江浙商会，宾客则是福建商会的两位侨领。
福建商会，左边是刚果金总统卡比拉的头像，右边是毛泽东
2014年6至9月,华人商户频繁地遭到持枪，由荣誉会长徐健牵头，成立华人安全保障互助会。他们装备两辆警车、向金沙萨警察局雇佣十几名警察，每夜在华人密集区巡逻。
在宴席上，江浙商会试图说服福建商会，将福建人商店也纳入巡逻范围，这样可以扩大安保费的征收对象。但宴会不欢而散，福建商会不同意，他们也成立了自己的巡逻队。
这些举措，被陈燕彬称为“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利用他们的力量保护我们的侨民。”还有，“增强侨民的自保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