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梁捷：
确实，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危机有可能导致不同后果，也需要不同的应对方式。所以让我们首先谈谈需求侧的危机。今天，大多数主流宏观经济学家要么是凯恩斯的支持者，要么是凯恩斯的反对者。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总需求不足引起的。这意味着应对经济危机应该从需求入手，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在全世界都更频繁地被使用，也更多地在宏观经济学课堂上被讨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用来解决总需求不足的手段。那么您对如今主流宏观经济学有什么看法？
哈罗德·詹姆斯：
是的。大萧条显然是凯恩斯经济学诞生的时刻。所以凯恩斯对大萧条的伟大回答就是他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当需求不足时，政府机构（public authorities）介入确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是否经常认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属于不同的阵营？但在某种程度上，货币理论也是受大萧条经历推动而产生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的观点是，美联储（美国央行）在20世纪30年代初允许货币供应急剧减少。如果美联储放出更多的货币并阻止货币供应的崩溃，我们就不会陷入大萧条。所以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答案。
我认为有趣的一点是，如果你正处在这些负面供给冲击之中，单纯增加需求其实并不会有所帮助，在某些方面反而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会出现太多的钱追逐太少的商品的情况，而你真正需要的是某些特定商品的生产，而不是更多的钱。你不妨想一想新冠危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并不需要那么高的总需求。总需求是由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推动的，同时也推高了通货膨胀。因为美国发了很多钱，美国人得到了补偿，他们开始购买东西。他们就想买很多电子产品和家用健身器材，结果当时的航运系统完全无法处理这些需求。
在疫情期间，你真正需要的是医疗设备、口罩、医院隔离衣。然后很快，你又需要用于疫苗配送和供应的设备，需要玻璃瓶和冷冻设备，因为疫苗必须在极低温度下运输。这才是你真正需要的，而增加额外需求实际上是让整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也是许多国家通货膨胀激增的原因之一，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摆脱这种通货膨胀。美国有这个问题，欧洲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这个问题。在日本这种情况较少，也并不是不存在。总体而言，通货膨胀是在供给冲击中过度刺激需求的后果之一。
这不是一个恰当的政策反应。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政府很快就发现增加需求并不是应对危机的正确方式。你真正需要的是技术创新，比如在能源危机那种情况下，你需要更节能的汽车来摆脱危机。
梁捷：
是的，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时会发现：大萧条通常被称为是经济危机，但新冠疫情本质上是一个医疗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则是一个石油危机，它们都不是直接的经济危机。我认为医疗问题与纯粹的经济危机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新冠疫情这个案例中，确实是医疗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而不能说它是一个直接的经济危机。
哈罗德·詹姆斯：
说得对，但它确实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影响。比如其中的一个影响是，整个世界的航运系统被打乱了。结果就出现了大量的船只堵在洛杉矶港口外，或者在上海外，或者在香港外排队等情况。这些船只都出现在错误的地方，没有得到很好的安排。因为基础设施无法应对新冠危机和医疗问题之后产生的需求，而医疗问题显然也使航运困难变得更加严重。
梁捷：
是这样的，当时集装箱的价格涨了10倍以上，公共卫生政策使得基础设施都瘫痪了。但我仍然认为需求冲击和供应冲击有所不同，经济危机和医疗危机不同，它们的起源是不同的。我们没法通过更多投资基础设施而避免下一次的供给危机。
哈罗德·詹姆斯：
是的，当然，这就是我一开始这个观察的重点。原则上你可以很快地区分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因为在负面供给冲击中，价格在上涨，但销售的商品数量和生产的商品数量却在下降。所以价格和数量是朝相反方向变动的。而在需求冲击中，价格和交易的商品数量，或者生产的商品数量，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变动的，它们都在下跌。
所以在大萧条中，出现了价格下跌、产出下跌（falling output）的情况。而在19世纪中期的饥荒危机中，或者在能源冲击中，出现的是价格上涨，但商品产出在减少。
梁捷：
经济学家们认为我们可以改变总需求，但很难改变总供给。这是因为总供给是由技术和资源决定的，它是一个既定因素。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它就是一个既定选项，因为我们无法在短期内推出大量技术创新。而总供给方面的冲击，不管因为政治原因还是卫生原因，都在经济学家的理论框架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