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扬：四面受敌的晚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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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明朝更是遭遇了东亚以外的敌人——随着大航海时代崛起的荷人。在我们惯常的历史记忆中，中荷的第一次军事接触是郑成功的收复台湾，但事实上，正如《火枪与账簿》一书的记录，早在崇祯元年，荷兰就曾于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发生过海上冲突，荷兰人还曾在1633年（崇祯六年）还曾偷袭厦门，在海上击毁了明军25—30艘舰船。

不过在此之后，愤怒的郑芝龙便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反击，在金门大败荷兰海军，史称“料罗湾大捷”。讽刺的是，与以上那些东亚区域内强敌相比，此时正在全球建立世界性霸权的欧洲人此时反倒成为了明王朝相对容易应付的军事对手。

从某种程度上，晚明所遭遇的国际形势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其态势之复杂完全不低于李鸿章在晚清时代所面临的强敌环伺，用李伯重先生的话说，就是“处于乱世中心的中国”，在各个战略方向上都面临着强敌。我甚至觉得，明军在此种战略危局下，可以支撑那么多年，还打过不少漂亮仗，已堪称军事上的奇迹。

从军队规模上看，晚明的明军数量堪称亚洲第一，但蒙古、满洲、日本、缅甸和安南这些地域性强权，均已具备了在各自战略方向上与明军一战的实力。坦白说，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根本不存在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内线作战”优势，即使不考虑军队素质与对手的差距，明军在大多数战略方向上的军队数量事实上也处于劣势。

▲ 红衣大炮

▲ 连发手枪与多管转膛炮

▲ 大口径左轮枪

更具现实性的是，明朝既不具备同时与几大强权开战的财政能力，也无法承担连续对外作战的巨额军费。世人皆说明朝之亡亡于万历，这其中自然有政治崩坏的因素，但万历时代的数次大规模对外战争（明缅战争、朝鲜战争、与满洲的萨尔浒之战）所引发的财政崩溃，也要负上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责任。

正是为了应对此种“国际包围圈”，晚明精英也发动了一场浩大的军事改革运动。简单来说，这场军事改革就是如《火枪与账簿》书名所示的“火枪”——引入西式火器，以及西式的军事训练。

如果说大航海时代给明王朝在东南方向带来了荷兰人这个新敌人的话，那么，大航海时代也给明王朝带来了火器技术。更重要的是，与军事改革的收益相比，大航海时代对明朝而言应该算是“得大于失”。

先说中日的两次军事对决。在明朝与倭寇的战争中，戚家军之所以能够成为常胜军，除了我们后世大谈的练兵与招兵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戚继光对军队的火器化改革，首创了野战火器部队“车营”。

而在中日朝鲜战争中，火器的作用则更为明显。事实上，日本战国时代便开始走上火器化道路，织田信长靠着著名的火枪（铁炮）“三段击”大败曾称霸日本的武田家的骑兵，当时入朝日军更是拥有着在世界范围内也并不落后的火枪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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