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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整个欧洲普遍相信放血、催吐、通便等“清除体内有毒液体的方法”，因为在 19 世纪病因学说被揭示之前，“疾病被归结为流体和体液的不平衡”。美国的情况似乎更糟，因为《剑桥医学史》记载，在新英格兰的医生，“方法是一致的，放血、呕吐、发疱、用泻药、止痛等等；如果病情依旧，就重复用过的措施，直到病人死亡”。堪萨斯边界的一位医生这样回忆他的行当，“我几乎想不起在早年有哪怕是一种能被医生真正治愈的疾病”。
西药也好不到哪里去。1869 年伦敦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以每 35 秒钟一个病人的速度，（病人）被打发走时带上了剂量可疑的药物”，“它们基本上由通便剂组成”。1900年前后，美国的老式医生出诊时，“他们的诊疗箱里几乎没有药物”。这些老医生不但没有听说过年轻的竞争者所用的“新型”治疗方法，而且由衷地相信，“年轻医生最终会发现他们包里真正需要的就是让病人吐和泻的药物”。
那时中西之间的最大区别，也许不过就是西方世界还缺一个像鲁迅这样观察入微、下笔毫不留情的文豪。
萧伯纳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以上缺憾， 1911 年他写下《医生的困境》，说“在勉勉强强通过了考试、购得一个铜招牌后，医生很快发现自己开得处方无非是：为不喝酒的人开白开水，为酒鬼则开白兰地和香槟；在家中开牛排和黑啤酒，在路途上开不产生尿酸的素食食物；给老家伙的处方是紧闭的窗户、大大的火炉、厚重的外套，给年轻的时尚追求者则是呼吸新鲜空气，尽量裸露而不失庄重” !
就是说，传统西医也毫无“科学”而言。先进而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医所作的批判，对 18 世纪以前的西医，差不多全部适用。
在很多方面，传统西医之“不科学”，远甚于传统中医。真正把中西医之间的科学水平大幅拉开来的，不过发生在近现代而已。《剑桥医学史》小结道，“（西）医学发展的全盛时期大约从 1850 年开始。从那以后，麻醉学和消毒学的发展促进了手术的发展；公共卫生促进了公众健康；细菌学解释了病因学；实验医学也有所成就；并且磺胺类的药物和抗生素引发了药物学的革命。致命性的疾病也能治疗了，平均寿命增长了。医学和社会的关系如同度蜜月一般亲密”。是的，显微镜、温度计、 X－线、听诊器和心电仪等也是在 19 世纪后半期，才普遍进入西方国家的初级保健。
这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长话短说，就是工业革命在西方扩展，而中国保持以农为本的结构，人口和资源积聚的模式，从此有了明显的分叉。我们知道斯密定理的意思，是分工依赖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首先依赖人口和资源的积聚。当 90％的人口散漫地居住在乡间的时候，社会既不需要、也无从支持分工深化包括知识分工的深化。在此基点上，知识累积的模式也分了叉。
中医的落伍并不是因为中医没有理论。广义地说，一切理论都是以“假说”、“猜想”的形态存在的。问题是，是不是把理论——假说和猜想——置于不断经受检验的地位，并不断创造条件验证这些理论，不断推陈出新，以逼近更高的对规律的认识水平。
从这点看，说传统中医输在无力提出系统而精确的假说和猜想，不如说输在缺乏验证理论的支持条件。举一个例，李比希关于生物化学的一系列假说，可以很快在先是吉森大学、然后是慕尼黑大学资金充裕、设备和人手齐备的实验室里得到验证，并在经受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反观中医， 2500 前的《内经》提出的“经络说” ——一个伟大的猜想和假说——差不多要到上世纪 70 年代，才在日本的大学里靠了现代摄影技术，方可做到让“看见”经络得存在。天分再高的猜想，长期没有机会遭遇可观察现象的检验，谈什么科学呢？
巴慕德说，现代医学有两项革命性突破，其一是对“准确真实性”（exact truth）的寻求；其二是“托管制度”（trusteeship），即病人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托管给医生、护士和医院。我的理解，追求“准确真实性”恰恰是为了满足不断验证假说的要求。“托管制”呢？除了人道责任和降低交易费用的含义，最重要的是把病人的身体转为医学科学的客观对象，而不再是以病人为中心、尤其不再以病人对自己病情的想象为中心。因为这两点突破，西医的科学水准把中医越拉越远了。
绝不是中国人不聪明，绝不是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没有经验基础，也绝不是中医缺少天才的理论和假说，而是缺少提供不断验证、推翻、更新医学假说的条件。试想，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还是“10 亿人口、 8 亿农民”，哪里容得下程度很高的积聚和分工？个人之见，经济条件的限制，决定了追求“准确的真实性”，实在是非常奢侈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