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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退出，造成私立教育机构不断膨胀。
2017年12月新浪教育发布了《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白皮书结合多种数据采集方法及渠道，在全国范围学生家长中收集了有效样本5万余份调查。
教育支出已经占到了中国家庭支出的20%以上，其中在小学+中学的12年中，课外辅导费已经超过了学费和生活费成为第一大支出。
不仅如此，现在深圳比较知名的课外培训机构，进去是要考试的，通不过的人家还不收，不仅如此，由于课外培训机构发展迅速，可以高薪吸引优秀教师加盟，已经出现了课外培训结构的教学水平反超学校的趋势。
国家从教育领域退出了，唯恐孩子掉队的中国家长们开始了教育投入竞赛。
多年前我在菲律宾的时候，客户带我在首都马尼拉的一个餐馆吃饭，路过市区的好几个小区，只见高墙铁丝网保安，一个比一个戒备森严，客户说当地治安不好，政府无能力保证治安安全，所以富人区自行解决安保问题，唯恐不安全，所以安保投入一个比一个大。
我觉得这两个太相似了：
国家从安全领域往后退，菲律宾富人没有安全感不断加大安保支出；
国家从教育领域往后退，中国家长们也缺乏安全感不断加大教育支出。
3、疲于奔命的年轻父母和孩子的分化
国家规定下午三四点就放学，好的学校、负责任的老师根本不会放松学生的学习，一样会布置各种作业，一样会安排各种学习。
而有的学校则早早地放学，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大部分本身就缺乏自律能力，如果不去接送让其自行回家，在家长不在的情况下，很多学生聚众疯玩，上网吧甚至去KTV，早早回家的也是看电视玩游戏。
后者往往是比较差的学校，而这些学校其实更应该加强学习来弥补教学水平差距。
年轻父母们也疲于奔命。从单位到孩子学校接上孩子，送回家再到单位，往往时间一晃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天天这么做势必在公司面临巨大压力，上班脱岗也是不允许的行为，很多时候也根本走不开，只能委托家里老人接送，如果家里老人身体不好，或者不在身边在老家的，根本没有时间接送孩子。又进一步滋生了校外托管机构的发展，又加大了财务支出。
减负已有前车之鉴，为什么我们还要在错误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减负的声音就开始逐渐起来了，素质教育的呼声此起彼伏。各种报纸，电视，杂志社经常发各种素质教育的文章，论证的方式几乎都是类似的，那就是：中国学生太累，累了半天还创新能力不行，动手能力不行，自理能力不行，只会死读书死记硬背，高分低能，情商低。
外国学生都是快乐教育，创新能力强，激发创造性思维，不然怎么是发达国家呢？
我们当年也多少受到了这个思维影响，不过还好有一个非常好的班主任，在当年那个年代，他在课堂上多次花时间跟我们批驳媒体说的素质教育，应该说他的思想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年我们班上大把县城、小镇、农村出来的贫困中学生，如今有的成了香港的大学讲师，有的在上海浦东从事金融业买了房娶了女神，有的在美国湾区从事IT业。
当年的班主任，现在也是学校副校长了，可见我的母校确实有希望。
不过在那以后，减负的风潮和呼声逐渐高涨，最终影响到了国家和政府的决策。
2009年，中国教育部发文提出“小学生在校时间不超6小时”，国家卫生部门也从学生健康角度对学生在校时间作出定量。
深圳市教育局在2013年出台了《关于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指导意见》，明确小学生在校时间不超6小时。
一直到2018年的今天，在我国大部分城市，小学及幼儿园的放学时间多集中在15时30分左右浮动。
减负好不好，日本的宽松教育已经有很好的案例。
日本在经历战后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生活变得逐渐富裕，于是开始出现了要给学生“减负”的声音，对“填鸭式教育”进行批判和反思，认为这样只会培养出考试机器，学生的天性被扼杀，缺乏创造性，基础教育太难培养不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材，于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日本开始了宽松教育。
日本社会开始了所谓的“减负”，1982年，改革后的《学习指导要领》正式在日本的高中实施（1980年在小学实施，1981年在初中实施），这被称之为“宽松教育”的开始。
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教学内容的削减与课时减少；
2. 以“宽松且充实”和“宽松且丰富”为口号；
3. 设置不上课的“宽松时间”，
（这一条跟今天中国的义务教育让学生下午三点半放学简直一模一样）
1994年第二次修改过后的《学习指导要领》正式在日本的高中实施（1992年在小学实施，1993年在初中实施），此次又有几个新的特点：
1. 相比之前，教学内容的削减与课时再次减少；
2. 导入新学力观（评价体系）；
3. 小学一二年级不再设社会和理科两科目，同时新设科目“生活”。
随着第二次宽松教育改革，公立学校慢慢地开始将每个月第二和第四个周六定为停课日。此前全日本的高中生可是每周都要上六天学的，因此这是从每个周六都上学，变成了大小周，也就是50%的时间周六才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