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适应性的限度：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镜鉴

文章来源：释启鹏、李朝瑞：《政党适应性的限度：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镜鉴》，《比较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1辑。

自诞生之日起，政党就处在不断变革的过程中以适应自身目标和生存环境的变化。政党在不断适应和嬗变的过程中，或是发展，或是衰败，抑或是先兴后衰、枯而后荣。时至今日，世界政治舞台上具有百年历史的政党有六十余个，像英国保守党和工党、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以及乌拉圭的民族党、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党等至今仍活跃于政治舞台之中；而另一些经长期执掌的政党，如苏联共产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却在追求政党适应性的过程中失去了执政地位。由此种种不由得引人深思，为何各类政党在发展过程中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一些政党能够在百年风雨中“屹立不倒”，而另一些政党却在内外冲击中走向衰败？

第三世界国家执政党以执掌政权为核心，对他们而言，政党的适应性变革即为保持政党长期执政。为了理解政党在谋求适应性变革中所展现的差异化结果，我们选取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旨在比较与历史的维度探寻这一执政七十余年的大党是如何在“适应性”的浪潮中失去执政地位的，并力图进一步理解，那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如何在权衡自身所处的世界政治体系及流行性观念中实现长期执政。在理论与经验的交互中，本文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对既有的政党适应性理论进行了简要回顾，第二部分提出了本文的核心论点，即适应性的限度问题，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在经验的维度上对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进行了历史分析。

“政党适应性”是理解政党发展、分析政党长期存在的重要概念。“适应性”最初作为一项生物学名词指的是适应于环境的个体将能够存活下来，在“概念旅行”的过程中，政治学学者将其意涵赋予在政党研究，强调政党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而采取的某些举措，进而逐渐演变出“政党适应性”的概念。正如沈大伟所言：“所有政党包括共产主义政党就像植物一样，如果得不到足够的养分和阳光，就会枯萎死亡，但倘若受到‘调适’的刺激，就会生机勃勃。事实上，正是这种枯萎死亡的危险，才能促使它们进行调适和发展。”因此，无论身处何种政治体制中的政党，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适应与发展相协调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乎着政党自身是否能得以延续，同时也关乎着国家发展的前途命运。

回顾既有研究，围绕“政党适应性”的研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亨廷顿的见解。在他看来，适应性就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具体到政党体制而言，亨廷顿认为，当环境带来的挑战越多，组织存在的时间越久，那么它的适应力也就越强，因此就政治的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的力量和适应性。布鲁斯·迪克森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适应性是以执政党为分析单位的，它被定义为一种政治体系的创设，即对社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利益更具反应性的政治系统的创建。他把适应性分为“效能型适应”和“反应性适应”两种类型，并且提出了三个分析变量，即党内精英之间的张力、政党对环境监控的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的性质，也就是将政党适应性界定为针对一国执政党政治行为研究的理论。当然，也有学者将政党适应性看作政党组织发生的适应性变革，如彼得·梅尔将政党适应性定义为政党组织对外在环境的适应与调控能力，包括限制选民选择、构建公民政治视野的持久能力和独立变革的能力。

西方政党体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政党适应性理论。在过去一百余年间，西方国家许多重要的政党组织都在国内外环境双重变化的基础上实现了自身变革。二战之后，阶级差别和意识形态在政治中的重要性逐渐降低，那些希望在选举中获胜的大众型政党开始被迫转变为“包罗万象型政党”（catch-all Party）。同时，由于外部环境因素对政党的发展起着主导性影响，由组织危机（如选举失败或选举领域情况恶化）等引起的强烈的环境压力给政党带来了巨大挑战，由此催化组织产生新的危机并推动政党发生变革。除此之外，理查德·卡茨和皮特·梅尔还提出了一种新型政党模式——卡特尔政党，其特点是政党不再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渠道，而是逐渐脱离公民社会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发展便反映了这样一个辩证过程，即每当政党类型产生一种新的反应，便会刺激新的政党类型出现，从而推动政党进一步发展。回顾世界政党发展历程，那些经得住外界环境考验并顺利实现适应性变革的政党，往往具有政党体制稳定、政权寿命长等显著特点。不妨将时钟拨回到一百多年前，像德国社会民主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等有着上百年乃至150多年历史的欧洲传统大党，都一度在欧洲各国政党政治体制中地位稳固，拥有全民党的影响力，均领导过政府或参与执政。正是由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政党适时调整纲领路线、找准自身定位，不断适应社会发展进程，才能至今活跃于欧洲政党政治舞台之中。

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可能会加大政党适应的压力，但它们不会自动促使政党适应。事实表明，政党的适应性和反应能力取决于政党所面临的环境条件、政党自身的历史传统以及政党领导人的特点等。在这种意义上，围绕党史研究而提出的许多重要概念，诸如“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都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所展现的适应性调整。而革命—建设—改革的主流叙事模式，同时是在历史的维度中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围绕不同挑战而做出的应对方略。而在社会科学意义上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或许是政党适应性理论最为集中的体现，它集中体现了政党如何在新的环境中实现组织代表、制度化吸纳等核心问题。因此，政党适应性理论对中国的意义不仅是学术的，同样具有深刻的实践意涵。国内学者关注政党适应性理论，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

回溯既有研究，如今围绕政党适应性理论的探讨已趋于成熟。研究者普遍认为，推动自身的适应性变革是政党实现发展乃至长期执政的重要手段。然而，政党适应性背后的差异却鲜有人关注——吊诡的是，一些政党恰恰是源于在追求适应性的过程中反而丧失了执政地位。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浪潮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许多国家纷纷采取了市场化、私有化的政策措施，并开启了民主转型的步伐。然而正是为了适应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所廓定的时代主题，许多国家的执政党却最终失去了执政地位，如苏联共产党以及本文关注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那么，政党在维持自身地位与实现适应性变革的过程中到底应当如何平衡呢？

通过既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政党适应性的相关研究缺少了一项重要环节：研究者们主要围绕适应性的内容及成效展开讨论，却鲜有关注在何种程度上追求适应性。抑或是说，政党应当在什么层面上推进适应性。为此，我们提出了“适应性的限度”这一命题，它涉及政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这一根本问题。

西方主流研究通常在民主威权的二元对立中理解第三世界的政治行为，因此研究者将权力精英的态度以及恩庇侍从关系视作政党得以存在的基础：通过竞争性选举的渠道，精英凭借自身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优势，通过承诺公共物品供给等方式以换取选民的选票支持。而对于那些单一政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学者们则往往将政党执政的基础诉诸所谓“绩效合法性”。在我们看来，这实则是基于一种很“窄”的视角，他们盲目地将执政基础简单地定义于“合法性”这一被反复建构的模糊概念基础之上。与此同时，一项好的理论应当超越民主威权的简单划分，从而为政党政治提供一种更具广度的分析框架。我们认为，以执掌政权为核心的政党政治中，权力始终且应当是最需要关注的维度。为此，我们借用迈克尔·曼的权力理论，强调一个政党执政的基础在于特定形式的意识形态、经济、军事与政治的权力网络。保持权力网络中基本权力配置的稳定性，是政党适应性变革的限度之所在。其中，军事权力固然为社会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家形成、政体存续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据既有研究的经验观察，军事权力的变革往往展现在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之中；而在国家建立之后，军事权力的调整则与政权更迭息息相关，例如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军队和政府总是密切相关，建立一支常备军是国家主权的基础。鉴于此，本文仅考察政党在适应性变革中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的复杂互动，以及这些基本权力配置是如何决定着政党适应性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