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和这个伴侣相处十五年之后，我不仅意识到了他是多么像父亲，同时也发现我极度地渴望从他那里得到我父亲没有给我的爱。我希望他同时成为充满爱的父亲和伴侣，为我提供一个疗愈的空间。
在我的幻想中，如果他能爱我，给予我所有儿童时期没有得到的照顾，我就可以修复自己破碎的内心，能够再次信任和爱。
然而，他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也从未受过爱的教育。我们一起在爱的阴影中摸索，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他母亲一直给予他的那种不期望任何回报的无条件的爱和服务，对他人的需求漠不关心，自负地认为生活就该如此。我为此感到沮丧，因为我们两个人做情感的工作。
不用说，我没有得到我渴望的爱，而是陷入了一场熟悉的家庭斗争。我们进行了一场
私人的性别战争
，其中，我为摧毁“火星和金星”的模型而战，试图打破关于性别角色的先验的观念，忠于我们内心的渴望；而他仍然
坚持性别差异的观念
，坚信男性与女性天生不同、具有不同的情感需求和渴望的假设。在他看来，我的问题是我拒绝接受这些“自然”的角色。像女权时代的许多自由主义男性一样，他相信女性应该有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同等的报酬，但在涉及家庭和心理上的问题时，他仍然认为
女性的角色就是照料他人
。和其他男人一样，他希望女人可以“像他母亲一样”，这样他就不用成长了。
他是心理学家丹·基利
（Dan Kiley）
在其开创性著作
《彼得潘综合征：从未长大的男人》
（The Peter Pan Syndrome: Men Who Have Never Grown Up）
中所描述的那种人。这本书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封面上的文字指出，这本书描绘了困扰美国男性的一种严重的社会心理现象——
他们拒绝成为男人
：“虽然他们已经成年，但他们无法以责任感来面对成年人的生活。他们与真实情感脱节，甚至害怕依赖最亲近的人，以自我为中心，自恋，他们躲在正常的面具下，内心却感到空虚和孤独。”这一代美国男性经历了女权主义文化革命，其中有许多人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大的。女权主义思想家告诉他们不需要成为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者，这让他们非常高兴，但是要想不变成拥有传统男子气概的男人，唯一的选择就是不要变成男人，只保持男孩的样子。
通过选择继续做男孩，他们不必忍受与无条件、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的母亲断绝关系的痛苦，而是找到像母亲一样的女人来继续照顾他们。
如果女人不能像母亲一样，他们就会表现出来。我当时是一名年轻的激进女权主义者，所以很高兴能找到一个不喜欢当一家之主的男人，甚至承担拖着哭闹的他进入成年的任务似乎都是值得的。我相信我最终会获得一个平等的伴侣和平等的爱。然而，他成为一个成年人所付出的代价是，他抛弃了孩子气的顽皮，成为我从不想与之共处的大男子主义者。我成了他攻击的目标，他指责我哄骗他放弃童年，他害怕他做不好一个男人。当我们的关系结束时，我已经成长为一个完全自我实现的女权主义女性，但我几乎对爱的变革力量失去了信心，我的心都碎了，甚至担心我们的文化还不够成熟，没有办法承载自由女性和自由男性之间的爱。
我的第二个伴侣比我年轻很多，他成年后也面临着同样强调男子气概就等同于支配的社会风潮，于是类似的权力斗争再次浮出水面。
他并不是个支配者，但我们面对的世界却只从掌握权力的角度看待我们的关系。
有些人常将我之前伴侣的沉默视为恐吓和威胁——这是他“权力”的展现，而我年轻伴侣的沉默则通常被认为是我对他支配的结果。我一开始被年轻伴侣所吸引，因为他所展现出的“男子气概”代表了不同于父权制规范的另一种选择。然而最终，他觉得自己的男性气质没有在社会中得到肯定，于是开始更多地依赖关于男性和女性角色的传统思维，让性别歧视的社会化进程来塑造他的行为。通过他的挣扎，我看到
当男人选择不忠于父权制时，他们得到的支持是多么少
。这两位自由主义者相隔两代以上，但他们都没有过多地考虑什么是爱。尽管他们在公共领域支持性别平等，但在私下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认为爱是女性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恋爱就是找个人来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