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那场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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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的老娘，虽然我的老娘也是农民。她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己识文断字。她一直坚持让我上学。虽然那时候并看不到读书有什么希望。

可能是64年吧，我先读耕读小学，就是村子里的学前班，后来去大队读初小，文革后学校停停复复，复复停停，断断续续坚持到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实际上等于失业，在那时考大学是做梦。

1966年发生文革，学生们各回各家。从幼儿园到大学统统关门。到了1973年，或者更晚，伟大领袖好像一觉睡醒，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大学”，于是大学重新开张，并进行了简单的选拔。碰巧天津有一位张铁生，干了几年农活啥都不会，干脆交了白卷。交白卷就交白卷呗？可他不甘心，他在卷子的空白处发了一通牢骚。谁知道有好事的阅卷老师把这事给捅了上去，结果张铁生做梦都想不到，他交一张白卷居然被大学录取了！真乃造化弄人。

可是，在那会儿，大学选拔优等生不太容易，选拔交白卷的却大有人在。难道大学能把交白卷的个个录取吗？于是聪明人又找到了“办法”——推荐，让贫下中农推荐，推荐那些“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女去读大学，而且规定必须有两年的“农龄”——在农村劳动两年。可是推荐是推荐，当下就走了样儿，“根红苗正”的都是干部子女，无权无势的贫下中农的孩子实际上和黑五类差不多。

大家想想我鲁长泉指望什么？我什么也指望不上，所以就坚定不移地走扎根农村的路线，心安理得地在广阔天地练一辈子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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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城里学生下放到农村叫下乡知青，我们叫回乡青年。下乡知青政府招呼吃招呼住，回乡青年不用费事，回到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就是了。我在生产队干了半年活，后来赶巧去大队当了民办教师。转眼到1977年的下学期，和往常一样我正向泥巴孩儿“传道授业”，没曾想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大学恢复考试招生，不论年龄大小，出身如何，都让报名。

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面对飞来的喜讯，我是又喜又忧。喜的是我和任何人一样有了平等考大学的机会，忧的是机会来了我没有丝毫准备。

于是我又捧起了书本。我把还没有丢掉的高中课本翻出来，找不齐的问别人借，就着煤油灯如豆的亮光读《陈涉世家》，演算二项式定理，配平化学方程式......脑子都晒了三年的白地了，当时在学校里都没学好，重新拾起来谈何容易！向别人请教，身边没有高人；走出去复习又没胆量（如果辞去民师将来名落孙山怎么办？铁饭碗没端上反把泥巴碗搞丢了）。也该着背时，别人都在热火朝天复习功课的时候，教对手课的程老师又因为父亲患癌症请长假，他的课也要我来教。

考大学只能“望天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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