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自从章宝琛过门后，启功再也没有为家里的事操过心。每天早晨一睁眼，启功就看到章宝琛在没完没了地干活。启功的母亲和姑姑上了年纪，又常闹病，不免会发些脾气，不管遇上多么委屈的事，她从来不顶一句嘴。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回到家也冲她发脾气，可是每次妻子总是不言语，想吵也吵不起来。
启功心里渐渐有些不忍，突然记起母亲曾说的关于章宝琛的身世。章宝琛生母早亡，后妈对她非常刻薄，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她是带着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当启功了解了她的身世以后，强烈的同情心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从此，启功整日在家中习书作画，以此为生。当启功背上画好的画卷准备出门叫卖时，突然在门槛前迟疑了片刻，善解人意的章宝琛立刻明白了，那是文人的面子，于是立刻接过启功装好的字画，跨出家门，“从今天起，你只管作画，我上街去卖。”
启功和章宝琛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启功在辅仁大学教书后，班上有很多女学生，启功经常带女学生们去看展览。于是，便有些好事者开始无中生有地造谣，说启功在搞师生恋。谣言很快传到章宝琛的耳中。但章宝琛并没有对启功刨根问底，更没有大吵大闹。因为，章宝琛相信启功的为人。
1952年，启功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1956年母亲克连珍久病不起，姑姑恒季华也随后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就靠章宝琛一人来照顾。章宝琛把所有的重活脏活，端屎端尿的事都包了。直到母亲弥留之际，她拉着章宝琛的手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母亲去世后，启功在悲伤中想起妻子侍奉老人的日夜辛劳，想到她深明大义，对自己体贴入微，对章宝琛也愈发感激。
1957年，启功被莫名其妙地划成“右派分子”。回到家中，章宝琛不解：“他们怎么会让你当这个‘右派’呢？”启功苦笑着宽慰她：“你想想，这不是明摆着吗？咱家是封建家庭，我受的是封建教育，划我‘右派’不算冤。”启功在妻子面前的幽默，还是难掩他内心的苦楚。章宝琛见启功痛苦的样子，便紧紧抱住丈夫泣不成声：“以前那么苦的日子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够难倒我们？如果你有个好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劝启功说，“谁批你、骂你，你都不要怕，陈校长知道你是好人，我也知道你是个好人。”她深知启功爱讲话，就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有些不该讲的话，你要往下咽，使劲咽！”启功听了妻子这些朴素的话，心头荡起一股暖流，解开了心头的死结。就算现在没人给自己出版，也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几年后，启功又重新登上讲台。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正当他全力以赴在学术上进行冲刺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启功内心出奇地平静。他想：“不让我公开读书写作，我就私下里治学。”
从此，为了能让启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来，她就立即咳嗽，启功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为防止红卫兵抄家，细心的章宝琛偷偷地把启功的藏书、字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捆放在一个缸里，在后院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深深地埋在土地的深处。
1975年，章宝琛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章宝琛感觉自己来日不多了。一日，在与启功耳语片刻后，启功大惊不已，立刻匆匆往家赶，一到后院就拿起铁锨，按照章宝琛所说的墙角处挖掘下去。在很深的土层终于挖到一个大缸，搬出来一看，一共有4个麻袋，麻袋内又在一层层的厚纸包裹下，一幅幅启功早年的书画作品、一本本文稿藏书，竟然全都保存完好，从1930年到1960年的启功作品，竟然无一遗漏。捧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启功的心剧烈颤抖，真有一种劫后重逢的感觉。他完全没有料到，章宝琛这个文墨不通的弱女子竟敢冒如此大的风险来珍藏他的作品，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一生得宝琛这一知己，足矣。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章宝琛对启功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找个人照顾你。”启功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数月后，章宝琛还是撒手人寰，启功的悲痛难于言表。在妻子坟前，启功说：“你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应该多受些苦才对得起你。”说着，启功双膝跪地，深深地给章宝琛磕了个头……
章宝琛去世后的20多年里，启功一直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中无法自拔。他无儿无女，无人可诉，只能将泪与思恋凝成文字，任心与笔尖一起颤抖：
“结婚四十年，从来无吵闹。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相依四十年，半贫半多病。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我饭美且精，你衣缝又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