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86年，朱亦兵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毕业。最让他自豪的，不是成为继马思聪、冼星海后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人，而是当了四年巴黎“街机之王”。
在巴黎，朱亦兵打游戏的时间比练琴多。“我的游戏纪录是哪儿来的，要很多个小时堆出来的”。一块钱、两块钱、第一轮、第二轮，玩到第三轮的时候已经过去两三个钟头，他经常是游戏厅最晚离开的，“一直玩到拔插销”。除了打游戏，他对其他很多事情都感兴趣，也愿意卯着劲去做，唯独对音乐“心不在焉”。
“我没选大提琴，这是我爸选的。”在他还没来得及选择爱好时，他的父亲、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朱永宁就把大提琴塞进他手里了。十三四岁，朱亦兵进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成了父亲的学生，常常“被压着坐下来练琴”。学生时代，他灌制了第一张独奏唱片，这也是中国唱片社出版的第一张演奏西方音乐的唱片。大提琴家弗尼艾听到他的演奏，震惊到“鸡皮疙瘩掉了一地”，通过外交渠道跟朱亦兵联系，告诉他一定要出国学音乐。
17岁时灌制唱片《中国之诗》的朱亦兵
17岁，朱亦兵考入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跟法国著名大提琴家莫里斯·让德隆学琴。入学考试，学校发给学生一张毕业考试卷摸底，已经会的可跳过不学。
新生朱亦兵把毕业考试的内容都答出了
，许多课程都不必再修，于是他第一次有了大把可支配的空闲时间。
那时，一封家信要寄十天半个月，“没人管，离家远”，又没有学业压力，朱亦兵发现自己“成了断线的风筝”。音乐理论、大提琴乐谱都被通通抛开，练琴时间都用来刷新街机游戏纪录，“老师不知道，因为我太聪明了，我的课总是第一”。
尽管有天分，朱亦兵的兴趣却始终游离在音乐以外。中学，他在全北京数学比赛中得了第49名，他却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失落”，当年得第二名的是他的同班同学，而在此之前，朱亦兵始终压他一头。那时，他“离音乐远远的”，尽管学着提琴，然而“谈论音乐根本不是我的专长，我是汽车大拿、是个数字迷”。即便是在梦中，朱亦兵似乎也并没有艺术家的浪漫。他从小的梦境是一个数字的宇宙，天空是两块大钢板撞来撞去，没有虚无缥缈的空气。
毕业后，他成为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
“挣最多的钱，干西欧人眼里最美好、最体面的工作”
，那一年他不过23岁，年薪折合人民币150万，是海外顶级交响乐团中担此重任的唯一中国人。
他像操作一台精密仪器一样控制着乐器和音符，对音符之外的东西一无所知也毫不关心。交响乐团的生活像一只拧紧发条的瑞士钟表，高强度的演出下，勤奋练兵都是“胡扯”，演出一场接着一场，而他是最为精准的“音乐执行者”。
在瑞士生活了21年后，一天早上醒来，他突然发现自己开始变老，“头发都开始变灰白了”。此时他38岁，离退休还有三十年，他觉得自己没法再过瑞士乐团“无限精准得像万年历”的生活了。
他曾给德国大学生乐团指挥过五年课。他听学生们聊到乐谱以外的故事，“曲调后面的歌德诗词，代表了怎样的寓意和语境”，而他们的老师却对此一无所知，“我就服了”。这让他震惊，他忽然发觉音符和音乐并不是同一件东西，自己只是一个“手指强大的执行者”，“轮不到我来给这些懂音乐的学生发文凭、讲真理”。
执行音乐是一种重复性劳动，而“没有创意我觉得我会死”，朱亦兵决定辞职，举家回国，“只是我人生第一次冲动，这个念头像着魔一样，不顾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