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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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展开的条件
G
Λ
2
<< 1给出Λ << 300 GeV。Λ可以被理解为理论的能标，当能量高于它时，理论就失效了。对于1967年的物理学家们来讲，这是可接受的，因为他们最高的能量加速器也只能达到30GeV，可以满足
G
Λ
2
<< 1的条件。但是Ioffe和Shabalin注意到，采用其他类型的更高精度的测量，可以给Λ设定更严格的限制。为此让我举个例子说明——想象某些外星人正在外太空注视着我们。他们非常聪明，而且有很强大的望远镜，可以用高达10米的分辨率看到地球上的所有东西。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高楼大厦、我们的船舶、我们的飞机，但是他们看不到我们人类。然而，从他们所看到的图像，可以推测出很多东西：例如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野兽大概1米大小（所有高楼不可能是蚂蚁修成的）。他们甚至可以猜测一些我们的特征，例如我们在开放的空气中生活，以及我们不会飞翔等等，但也不能知晓所有的细节，比如他们不能判断我们是两条腿，还是三条腿等等。
Ioffe和Shabalin在两个层面上使用了类似的推理。如前所述，弱相互作用破坏了其它所有相互作用都满足的守恒定律，例如宇称守恒。核物理中的精确测量，表明宇称的破坏非常微小，因而他们可以对
G
Λ
2
提出一个更严格的限制：
G
Λ
2
≤
10
-4
，即Λ ≤ 3 GeV。这是第一个层面， 被称为“头阶发散”（leading divergences）问题。接着，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还指出了第二层面的问题。他们研究了奇异粒子（即包含s夸克的粒子）的衰变模式，并注意到在实验上有一些模式非常罕见。比方说:
K
L
0
→μ
+
+
μ
–
，它的分支比（branching ratio，指这个模式在所有模式中的比例）只有
10
-9
的量级。Ioffe和Shabalin证明，这些衰变可以在
G(G
Λ
2
)
的阶次产生，并且它们导致同样的限制Λ ≤ 3 GeV，这个问题叫做“次阶发散”（next-to-leading divergence）。当然！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我们已经可以在这个甚至更高的能量上做实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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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大多数人不担忧这个问题？我怀疑主要原因是，当时人们对基于量子场论的论证，有着十分广泛的不信任。
1968年，来自哈佛大学的美国理论物理学家谢尔登·李·格拉肖（Sheldon Lee Glashow）正在访问CERN，并立刻加入了我们的小团体。我们都对物理中同样的问题感兴趣，因此开始共事。虽然我们并没有任何实质进展，但是我们却发现彼此在饮食爱好上谈得很投机。所以，我自然而然地申请了哈佛大学的第二期博士后，并在1969年9月去了那里。几周之后，一位正在研究类似问题的意大利物理学家Luciano Maiani也加入了我们。
从左到右依次为Glashow、Iliopoulos and Maiani（图片来源：Tomáš Je&zcirc;o/LPSC）
我们的合作很快发展出一个标准模式：每天，我们之一就会提出一个新的想法，而其他两个人总是会证明这个想法是愚蠢的，然后我们再互换角色。我们还经常耗在最喜欢的两个餐厅之一——中餐馆“Peking on the Mystic”或者一个有着奇怪名字的海鲜餐厅“Legal Sea-Food”，把热烈的讨论持续到晚餐结束。有好几个星期，我们都毫无进展。但有一天，我正尝试向谢利（译者注：Shelly是Sheldon的小名）解释我的新想法，其中引入了几种新的轻子（lepton）——类似于电子和μ子的重粒子。谢利不断攻击我的想法，我也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方案，在黑板上画出各种不同的费曼图，但每次谢利都能找出新的漏洞。我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个新的费曼图，然后问他：“这个图怎么样？”谢尔登回答说：“它很可爱，可惜它是不存在的。”“为什么？”我问。“你个傻瓜，这里不应该是一个新的轻子，而该是一个新的夸克！”原来，我错误地在图中本该是一个夸克的地方，画成了一个轻子！就在此时，Luciano进入房间，他看着黑板说：“四个夸克的新模型。”我们凝视着对方和黑板，“四个夸克”，这个魔法般的词语就此诞生了。后来，没花多长时间，我们检查了所有细节并且证明了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是的，答案竟然如此简单，我们至今仍难以理解，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发现它。虽然我们借由观察费曼图发现了它，但事实上它是弱相互作用的一个对称性的特征。接下来，让我尝试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来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