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终于骑到了机场，军用机场不让随便出入，守在门口的哨兵如果见是女生就多看几眼，如果见只是男生，就依旧泥塑一样挡在门口，目光空洞地看着远处的栖云山。学生们只能站在墙外，仰脸数着起起落落的大小飞机，绿色的飞机像一大群候鸟呼啦啦起飞，结伴从他们头顶盘旋而过，往另一种季节里投奔而去。
直到读完四年大学，这个学院的学生都是看到的天上的飞机比地上的汽车多，竟以为人世间本来就这样。
再或者，在黄昏时分爬上白虎山看落日。李佳音就经常在落日熔金的黄昏带上自己的几个学生们爬上白虎山画落日 。李佳音是一九九五年被分配到这所学校的美术系来当老师的。甘肃榆中人，在三江汇聚的甬城读完了美院，然后，毕业时又被分回了原籍。当她几年前再次回到白虎山下的时候，母亲还有几分不高兴，说，你姥爷活着时就想着你就留到南边了，回来做撒呢？南边到底比这个搭搭干散，把书念上又回来做了个撒沙。她有气无力地说，不服从分配留在南方就连户口都没有了，也没有了工作。听说从明年开始国家就不包大学生的分配了，到时候自己找工作还不定能找到什么样的。我们是被包分配的最后一批了，总得抓住这个机会。
她心里却时刻为自己做了这样的选择而感到羞愧，多年以后她才想明白，是她身上那种生来与俱的稳妥使她无法自信。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外公执意要教她画画，就时常表现出对她的失望。他总是对她说，侬晓得什么是艺术家，就是侬要去追求那些美而徒劳的东西，只要侬是真的喜欢，就不要讲画画有没有用。外公年轻时候是个画家，曾留学贝桑松美术学院学油画，浙江余姚人。他是几十年前被遣送到白虎山改造的那批右派劳改犯中的一员。几年的垦荒改造结束后就地落户，没有再回余姚，他和一个年长他几岁的当地女人结了婚，那女人身体不好，后来就生病去世了。他们有一个孩子，就是李佳音的母亲。李佳音的母亲因为成分不好，从小被同学们歧视，上完小学就没有再上过学，早早嫁给了当地一个家徒四壁的农民，就是李佳音的父亲。
外公高瘦清隽，在西北多年仍然没有改掉浙江口音，他对榆中方言里把“喝水”叫成“喝蜚”，“吃吧”说成“吃撒”永远深恶痛绝。他坚持要把“母亲”叫“阿姆”，把“晚上”叫“夜到”。李佳音小的时候就曾问过外公，你为什么要从那么远的南方来到白虎山呢？外公说，因为吾会画画。李佳音说，为什么会画画就要来白虎山呢？外公说，因为会画画的人都是小居（小孩）。
过了几年李佳音又问他，你们那时候在白虎山上每天都做什么呢？他说，做交观多（许多）事情，劳动啊吃饭啊种粮啊割草啊养猪啊，啥西（什么）都做。阿拉连住的屋子都是自己做的，就在黄土坡上挖个月牙形的洞，洞口小，但里面可以挖大些也可以挖小些，还可以在旁边再挖个套间，套间还可以再套一间，反正阿拉想怎么住就怎么给自己挖。那窑里交观（特别）宽敞，比现在榆中的平房大多了，阿拉可以横着睡也可以竖着睡。吃的东西也交观多啊，青稞炒面、玉米面团子、洋芋角子、浆水面、灰豆子、糜面疙瘩，阿拉在山上给自家种了很多玉米和土豆，阿拉甚至还种过百合和玫瑰。百合的根是可以吃的，囡部部（又甜又软），侬晓得百合花是白色的，其实也有橘色的。玫瑰花也可以吃，侬晓得甘肃这一带从明朝就开始种玫瑰了，最好的玫瑰叫苦水玫瑰。把玫瑰花瓣采下来用白糖腌渍成玫瑰酱，或者包在火烧里做成玫瑰饼，咬一口那真真花香扑鼻。夏天的时候，山上诶到各处（到处）都是阿拉种的玫瑰和百合，红白相间，云蒸霞蔚，登样（好看）极了。就是在六零年那年没有粮食吃的时候，阿拉也能找到各种野菜吃。和吾住在一个窑里的另外两个人，一个是生物学家，另一个是个音乐家。阿拉干什么都在一起，好得像一个人似的，有一口吃的都要三个人分了吃。生物学家带着阿拉在山上找龙葵、曼陀罗、苘麻、刺蓟、虎尾草、牛筋草、石灰菜、马唐、鱧肠、水稗，还有一种叫马屁泡的菌子，小晨光（小时候）是白色的，但当长大到不能再大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炸裂，喷出黑色的烟雾，好玩得很。里面黑色的粉末是可以止血消炎的，阿拉都把它当药来用。那个音乐家则每天在落日时分蹲在窑口用口琴给阿拉吹《红河谷》和《三套车》，快要落山的夕阳又大又红，把满天的云彩都染得血红，像在天空里烧了一把大火。
李佳音又问，那个生物学家和那个音乐家后来都去哪了？
外公平平静静地看着远处，声音也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慢慢飘过来的，侬晓得，阿拉真的像亲兄弟一样……佢拉后来都回老家了。吾留了佢拉的地址，佢拉一个叫周在堂，是江苏无锡人，一个叫李书平，是湖南岳阳人。吾记得很清楚，都是南方人，又文气又礼貌。自从佢拉回家之后，吾每年都要给佢拉寄去西北的百合干、牦牛干、苦水玫瑰、柳花，年年过年都要寄的，没有一年拉下的。二十年了，侬晓得？吾都寄了二十年了。
虽然从小给她讲白虎山上的故事，外公却从不让她到那座山上玩，于是白虎山在她眼里变得日益神秘，如笼着一层蓝色的大雾。在李佳音记忆中，外公只对两件事感兴趣，吃和画画。李佳音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教她画画，他喜欢给她讲格列科、提香、丁托莱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塞尚、伦勃朗。他最崇尚的画家是伦勃朗，他保存着一本破旧的伦勃朗画册，他喜欢把里面那张叫《夜巡》的画一遍一遍指给她看。有时候明明是指给她看的，他自己却坐在那里看得满脸是泪。他说，侬晓得伦勃朗从画完这张画就破产了，当时没有人知道这张画有多么好。后来不久他就死了，才五十多岁啊。可是吾每次看到这张画的时候，还是会觉得，人生不管怎样虚空和荒诞，某些东西仍然会到来，会发生。
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对吃感兴趣。有一天黄昏他带着她去榆中县的十字街口买豆腐脑和麻叶做晚饭，雪白的豆腐脑盛在一口钢筋锅里，上面洒着绿色的韭菜花和红色的辣椒油，他一边走一边不停闻着锅盖下散发出的香味。拐过一个弯之后他站住了，对她说，阿拉还是先把豆腐脑吃完了再回去吧。然后不等她说话他就捧起钢筋锅，哧溜哧溜只两口，就把一锅滚烫的豆腐脑都倒进自己肚子里去了。吃完之后好像又有点不相信是自己吃完的，他狐疑地羞愧地看着那口空锅，自言自语道，吾吃的？不能吧？却久久不敢看她一眼。 大约就是从那个时候，她开始为他感到羞耻。她吵着要回家，生怕有人会看到他们。他明白了她的意图，他捧着那口空锅忽然抬起头，肃穆地对她说，侬是不是觉得吾挺可怕？“当我们脏时爱我们，别在我们干净时爱我们，干净的时候人人都爱我们。”那个和吾在白虎山住过的音乐家曾经告诉吾，这是前苏联的一个叫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家说过的话。他说肖斯塔科维奇一辈子都在等待一个枪决。
后来当他变得越来越老之后，他对画画的兴趣开始越来越小，对吃的兴趣却越来越浓烈越来越顽固，这兴趣长在他身上，像身体上发育出了一只硕大无比的畸形器官，简直要比四肢比脑袋都要显眼。
他越老便越爱惜自己的身体。由于睡不着觉，他每天早晨天还黑着就在炕上开始做一套保健操，横着做完竖着做。起来后按摩太阳穴，干洗脸，然后再出去倒着走半个小时。每天早上要雷打不动地吃三颗红枣三颗核桃，晚上睡前要风雨无阻地喝三杯枸杞泡的小酒。每天都要午睡，一到那个时间他就脱光衣服，头上裹上毛巾是怕受风寒，盖上被子午睡一个小时。午睡过后要喝一碗小米汤去火，然后在屋子里开始画画。他本是画油画的，到后来却只是拿毛笔随意在纸上涂抹，没有人能看懂他画的到底是什么。他画好一幅就往墙上挂一幅，只给自己看。时间一长，墙上挂得密密麻麻的，白纸黑墨挂满了屋子，挽联似的青森阴凉。画挂多了她才渐渐看出来，那画上画的密密麻麻的好像全是人，各种形态的小人或坐或站或睡。看上去有点像日本的佛教画《甘露图轴》，又有点像朝鲜十九世纪的《十王图》，还有点像密密麻麻罗列在纸上的亡灵的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