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2018年ASCO GI会议随笔

这项研究就提示我们，如果仅单纯依赖息肉病理类型、数目和大小，有可能有一部分息肉CIMP阳性的患者按照低危随访策略5-10年复查肠镜，其患肠癌的风险就明显增加了。

尽管这是个回顾性的样本量也不算很大的研究，但是我觉得其最大价值就是告诉我们息肉的分子特征也是一个考量肠镜复查间隔的重要因素。不得不佩服这些老外，当我们在跟着Sabine教授还没弄清肠癌的分子分型的时候，人家现在已经开始整息肉的分子分型了。在会议的前一天晚餐时，笔者和浙二医的李军教授还在讨论消化肿瘤内科和外科医师学习肠镜的必要性。诚然，我国目前结直肠癌的发病率是上升阶段，但是随着国家层面对肠镜筛查项目的支持和普及，我国也会类似欧美的状况，癌前病变和早癌检出率增加，结直肠癌相关死亡率下降。肿瘤内外科医师也应该充分利用对肿瘤分子生物学更熟悉这个优势和消化内镜医师合作来提高早诊筛查率。让我们一起大声呐喊：“把菊花捅得更猛烈些吧，把分子分型弄得更混乱些吧！”

另外一项口头报告研究是通过CTC提高早期结直肠癌的诊断率。的确，CTC相对肠镜依从性和可重复性来说都更好些。但是如何提高CTC的阳性病人的检出率和降低假阳性率可能是其技术的最大瓶颈。来自台湾的Tsai教授介绍了其团队利用CMx ^TM 的CTC平台检测包括结直肠癌、癌前病变和健康人总共620例的检测结果。

其初步结果显示CTC对三类人群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比较高，尤其是对比其他几种常规筛查方法，CTC的检测出恶性病变和癌前病变敏感性和肠镜筛查十分接近，而且优于便潜血实验和粪便DNA。可以想象，未来合理地肠镜筛查结合液体活检（CTC、ctDNA等）一定会使一大批消化肿瘤的内外科医生失业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