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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左二为刘子健先生
赵晶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座谈会发起与筹备的过程,感谢了为此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并对与会人员做了简要介绍。此后,与会学者以年齿为序,依次发言。
虞云国教授表示,刘子健先生的南宋史观对于宋史研究富有启发。刘子健先生从总体上提出“南宋模式”的概念,提出了三个认识与考察南宋社会的角度。第一是中国的文化取向在两宋之际经历了明显的转型,第二是在宋代政治存在四种模式,分别是中央控制模式、宫廷的集权模式、专制模式、独裁模式,第三是理解南宋历史应该重视南宋立国的地理环境。刘先生还特别重视南宋的“包容政治”,关注君权与相权的问题,提出南宋政治存在一种皇权“代理现象”,而君权的扩大体现了一种“官僚化的君主集权”,造成了士大夫一方面苦于专制体制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利用新儒学等南宋政权也承认的思想资源迫使专制体制让渡某些权力空间,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地方基层社会,承担起整合地方资源、维护家族社会、组织地方公益活动等责任,这也可看做南宋“向内转”趋势的体现之一。
唐晓峰教授指出,刘子健先生与自己的老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有着深厚情谊,两人曾多次互相致信。侯先生曾回忆道,北平沦陷、日美宣战时,日本军队控制燕京大学,刘先生与他均被逮捕,刘先生在狱中巧妙地通过传小纸条的方式向侯先生通报自己的受讯情况,尤其是说明日军并未掌握侯先生安排燕大学生进入解放区之事;此后刘先生又因此被捕入狱,遭受刑讯逼供,身上多处受伤,但始终没有泄露侯先生的事情。唐老师还展示了侯先生在1936年考察西郊广润寺遗址时拍摄的老照片,其中的人物就是后来嫁给刘先生的王显大女士。
邓小南教授概述了刘子健先生与自己的父亲、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先生的交往经历,并高度赞扬了刘先生对于中国宋史学界的关怀和热爱祖国学术事业的赤子之心。在与邓先生的通信中,无论是谈及自己的文章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还是提到自己没能参加宋元明经济会议、未能加入美方代表团的原因等,刘先生都充分表达了爱国之情。从1979年到1985年,刘先生给邓先生的来信至少有33封,内容与学术建设等相关,几乎没有一句谈及私事。他多次往返于大陆、台湾与美国之间,系心于中国的学术建设和两岸三地的学术交流,亲力亲为地推动学术进步。邓小南老师还回忆道,刘先生于1984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座上提出了“到底是一个宋还是两个宋”的“大哉问”,体现了他在学术上的大视野、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