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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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表格而用数字创作诗歌，是这种“传播精神”的产物，是“将算术理论付诸实践”创造出的新工具。但是，在为这种机械化的“创作”方法辩护时，彼得采取了一种迂回的策略。他声称自己主要是为了“防止木匠、玻璃匠或砖瓦工（虽然对算术一窍不通，却能通过自己的经验作出有效估计）吹嘘他们相较于拉丁语学者和诗人所具备的优势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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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好像是为将“发明”的权力掌握在饱读诗书的人手中，才“预防性地”给出了这种机械化作诗的方法来“抑制机械化”。不难看出，这一迂回的行文方式实际上所“预防”的，恰恰是饱读诗书者，以免后者指责他将作诗“机械化”。
《奇巧作诗》的作诗表格，共有6张表，图为第1、2张。
在《奇巧作诗》出版一百年以后的1777年，德国黑森—达姆施塔特地方报纸的一个角落里出现了一则并不起眼的轶闻。匿名的作者写道：“哥廷根有一位M先生声称发明了一台诗歌手摇磨，可以相当机械地
（ganz mechanisch）
制造各种类型的颂歌。在不同的诗歌选集中，据说已经有此款手摇磨的产品，很难将其与徒手创作的区别开。这些诗具有某种新的风格。该机器的结构与英国大丝绸纺线机相似；那驱动它运转的力量，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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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发明并没有真正形成轰动性的事件，但诗歌手摇磨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同年8月8日，在北德启蒙运动的核心阿尔托那，影响广泛的《帝国邮政报道者》
（Reichs-Postreuter）
转载了这则消息，仅在个别用词上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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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年8月8日，《帝国邮政报道者》（Reichs-Postreuter）在第4页转载了诗歌手摇磨的消息。
与同时代夺人眼球的“土耳其下棋傀儡”相比，“诗歌手摇磨”只是停留在报纸上的字句。并没有证据表明，有人真的见到过这台诗歌机器，更不用说使用它。推敲这则轶闻的叙述，也不难见出其中自相矛盾的成分。一方面，它宣称这些诗有一种新的风格，而同时又强调它和人类所作的诗歌无法区分；一方面将其称为小型的“手摇磨”，另一方面又称它以风力驱动，而这无疑涉及大型的风车。这些矛盾之处或许暗示“诗歌手摇磨”事实上很可能从未被真正地建造过，人们只是将同时代工业大机器的形象，与本土一种常见的机械装置神话式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对诗歌机器的想象。
“土耳其下棋傀儡”（The Turk puppet）。1770年，奥地利的沃尔夫冈·冯·肯佩伦（1734–1804）为取悦玛丽娅·特蕾西娅女大公建造出来的自动下棋装置。
到19世纪，巴贝奇制造差分机等计算机器的尝试，激发了人们切实地建造诗歌机器的行动。1845年6月，出身鞋匠家族的约翰·克拉克
（John Clark，1785-1853）
在伦敦皮卡迪利大街的“埃及馆”中，公开展示了名为“尤里卡”
（Eureka）
的拉丁文诗歌机器，引发了观展的热潮。在广告中，克拉克宣称，这是“迄今为止生产出来的最接近思维机器的装置”。并将其与巴贝奇的计算机器相提并论：“尤里卡之于文学与古典学，正如计算机器之于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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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面对博学之士的质疑时，克拉克坚称“每个字母都是通过数字的计算得出的”“作诗的过程并不是由已经组合出的单词构成的，而是从单独的字母开始，这一事实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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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有识之士所质疑的那样，“尤里卡”在原理上与约翰·彼得所设计的表格并无二致，只是将数数的过程加以机械化了：写有字母的木条在观察窗后滑动，这些字母的排列虽然乍看起来无序，但最终却能随机拼出单词表中的预设单词，犹如彼得设计的表格中，字母同样以貌似混乱的方式排列。为维持机器的神秘性，克拉克用一个定制的木柜将所有的机械结构罩住，只露出一条观察窗以显示木条上的字符。为混淆视听，他还在报纸上积极回击那些尝试破解“尤里卡”运作机制的观众，指责他们是“倒果为因”“把结果当成原理”，以尽可能地阻碍人们了解“尤里卡”的运作方式。
知识阶层的观众并不看好这一机器。有人甚至认为，诗歌机器和计算机器一样“没有什么直接的用途
（immediate utility）
，只是令人好奇的玩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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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阿诺德·詹姆斯·库利
（Arnold James Cooley）
的医生，敏锐发现了“尤里卡”与约翰·彼得著作之间的关联。对此他不无讽刺地评论道：“看到一种古老而被遗忘的投机取巧，能以‘新’事物的形式如此出现，倒是很有趣。”库利医生还由此计算出了可通过组合得到的六步格和五步格诗行的数量，并指出如果延展单词的数量，就可以组合出 “超过创世以来全部诗歌的总数” 的诗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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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曾在英国英格兰西南部萨塞默特郡The Shoe Museum陈列的“尤里卡”机器。
但是相比于克拉克与知识阶层之间围绕“尤里卡”工作原理展开的笔墨官司，当时的公众更津津乐道于要如何在“韵律学”的语境中理解这种机械诗。事实上，这台机器在提供消遣的同时，也在有关是否应当取消大学的古典学必修的学业要求的社会争论中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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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拉丁文诗歌的研读和写作是每一名学生的必修课。出于应试的需要，学生疲于记诵，“作诗”被削减为机械化的应试技巧，报纸刊物的广告版面上充斥着各种关于拉丁文作诗的教辅信息。“尤里卡”的发明带出了一个无法否认的实证，即在拉丁文诗歌中，至少有某些部分是能够通过纯机械的方式产生的。这台由发条、齿轮、杠杆等机械部件构成的“真正的机器”，恰切地象征了人在机械呆板的教学方式下被降格为“诗歌机器”的事实。讽刺杂志《笨趣》
（Punch）
甚至构想了一种场景：“尤里卡”机器在若干“为完成他们的作业而焦虑”的公立学校年轻学生面前进行了演示，“伊顿、哈罗、拉格比等学校已决定购置此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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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卡”对“获奖诗歌”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一位辛辣的评论者写道：“获奖诗歌的一致性是如此广为人知……严肃地批评拉丁文诗歌机器（即‘尤里卡’——引注）所作的诗句，要比对获奖诗歌中的任何特定作品进行过分的赞扬或谴责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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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克拉克在制造和展出“尤里卡”时所做出的商业考量，这台机器竟然能为古典诗歌的教学和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助力，从今天看来似乎是纯然的巧合。然而，自克拉克将“尤里卡”与那些引人注目的奇珍异宝一同公开展出时起，就已经注定了这台机器的运行时刻受到社会的凝视，成为那个时代标志性的机械奇观。从“诗歌机器”摇身一变成为“讽刺机器”，是时人对诗歌的理解和对诗歌的社会功能的重新界定，为之赋予了象征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