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但是无论如何，地方和相关部门必须要重视网民这种心理，进行实实在在的调出通报，这本身是职责所系，也是维护公信力的必需做法。
二、
如何看待类似多发现象？一种“挤兑白条”现象
其实类似黄杨钿甜引发网民普遍怀疑的现象，近年来已经出现很多。它往往是由年轻人的炫富引发网民关注，然后引出“二代”“三代”的撕裂性话题，再引出背后的体制内领导干部问题，接着“阴谋论”等不信任心理满天飞。地方和相关部门认真严肃调查，拿出事件通报，又遭遇网民不采信。
由于类似事件高发，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意味着背后具有社会根源。
我的看法是，类似事件之所以近年来爆发频繁，在于它是网民群体拿着一直以来的“共同致富”“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承诺和社会承诺，带着一大堆这种承诺的“白条”，
来集中向政策和社会要个说法，导致了网络出现“挤兑”的混乱现象。
所谓“挤兑”，是指当银行客户感受到某种风险之后，就集中赶到银行门口要提取存款，从而导致银行门口拥挤、银行出现现金流动性危机的现象。挤兑现象常常是流言、传言、谣言导致的，也常常成为重大新闻。
本文所说的“白条挤兑”，
是指网民感到“共同致富”存在风险，就纷纷要求相关部门和社会各方兑现诺言，从而引爆舆情危机的现象。无论是当下的黄杨钿甜事件，还是此前已经爆发的各种“二代”“三代”现象，是挤兑现象的导火索，挤兑现象反过来又引爆了更多的类似舆情事件。
数十年以来，我们的政策和宣传的主题，常常是围绕“共同富裕”的集体理想而进行的，它塑造了一种社会共识，并成为群体的信仰，那就是在领导干部和少数典型、少数能人的带领下，再通过集体的劳动，推动社会渐渐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允许生产力要素集中到少数能人手里，他们会率先富裕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渐渐实现共同进步和普遍富裕，从而实现社会理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上到下就在这种群体信仰的引领和照耀之下，全民努力拼搏，推动中国发展巨轮，从蹒跚起步到飞速发展，从一穷二白到家底丰厚，并终于在
2010
年成为世界
GDP
第二大国。
中国物质财富从量变到质变的大爆发，还伴随着爱国激情的大爆发。从奥巴马时代的“重返亚太”战略，到
2016
年特朗普首次上台，美国政府对华为等企业进行极限施压，由此激发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人们再次确认了民族认同和群体认同，强化了内部凝聚力，也形成了安全强大的意识形态壁垒。
问题在于，从国家层面看，一个强大的中国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鸦片战争以来数代中国人站起来、强起来的理想已经基本实现了。
但从个体层面看，个体的感受却极其复杂，处于数十年来的一个最低点。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理念核心体现的“共同富裕”，就此慢慢成为网络话题。
个体感受低迷，源于以下几个因素导致的心理失落、价值迷惘和获得感降低：
社会发展的代价之一，就是高考文凭的含金量在迅速走低，大学文凭改变命运“点石成金”的功能大大降低，个体奋斗和垂直流动的出路堵塞，奋斗价值和劳动价值首次遭遇怀疑，“寒门难再出贵子”观念悄然出现，“阶层固化”加剧社会焦虑，并在“二代”炫富现象频发后引发众怒。这种众怒已经化作对于群体理想的拷问和逼问，成为显著的网络心理。并在疫情爆发后，居家受困导致群体心理如同深海怒涛，网络事件动辄发展成为重大撕裂舆情，再加司马南等少数意见领袖对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强烈质疑引发网民跟随，对于集体信仰的拷问从网络舆情、网络潜舆论，终于成为显著的网络舆论，中央在
2021
年
8
月重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际是对于这种网民诉求的严肃回应。
但是意外因素出现，导致事情急转直下。
在疫情三年之后，人们期待中的经济“报复性反弹”并未出现，反倒是经济突然陷入低谷，数十年高歌猛进的发展态势就此遭遇紧急刹车，习惯了线性发展的百姓，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堪说猝不及防。这种大降速乃至失速，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改革开放数十年来，中国人首次遭遇的一次社会心理危机。它导致社会心态更为失衡，更多涉及到社会公平、阶层分化、社会撕裂的舆情爆发了，并强化了一种敏感的社会心理，任何事情一旦涉及这种因素，就会一举爆发，成为类似的撕裂型、拷问型的舆情，每一次都留下群体灰色记忆，沉淀为集体无意识，网民群体的不信任感增强了。
而且这种网络舆情导致的后果是，地方和相关部门深陷“塔西佗陷阱”，网民将调查真相的希望更多寄托于中央、央媒、纪委等少数享有更大公信力的主体身上，这一份重托无疑加大了责任，也导致劳动的加剧，以及效率的走低。无论是从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的角度看，这种群体的“信托”，并不会推动治理的优化和社会的发展。
这要求我们，必须要跳出对于舆情个案的片面关注，站在经济规律、中美竞争的时代制高点上，
聚焦于中国网民的心理发展史，尤其是疫情爆发前后的网民心理变化、变迁历程，以更好、更精准地理解网络舆情爆发的根源，并由此找到解决办法。
我们也由此理解，为何说类似类型的网络舆情是一种“白条挤兑”现象？
它的心理学原理是“爱之深，责之切”，舆情的背后是网民对于中国奋斗历程的群体回顾，对于“共同富裕”的集体理想重新审视，以及对于劳动情感和社会价值观的强调。只不过是在今天特殊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压力之下，又在社会出现对于财富和民主的合理追求的时代，人们开始关注“我的那一份”是否被公平分配？这种诉求本来就是合情合理的，应该予以满足的，但是由于贫富悬殊加剧，在少数人炫富的刺激下，又没有获得合适的心理补偿，群体情绪由此大爆发，人们开始愤怒拷问“共同富裕”的理想如何实现？这种拷问，是压力，也是信任，更是责任，这就要求在热点舆情的应对中，必须更多地以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回应和关怀这种社会心理。
如果对于当下频发爆发的拷问型舆情，仅仅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对，那么我们将陷入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永远奔波于一个又一个舆情战场，疲于奔命，焦头烂额，而且舆情治理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网民不信任心理反倒越来越浓厚，努力失去价值，反倒导致舆情应对的总体效果大滑坡。
这提示我们，在认真对待每一个舆情热点、实事求是地回应网民诉求、维护社会公平和公信力之外，
尚需我们高屋建瓴，从更高的层面、更大的视野来进行社会舆论的引导、社会心理的重塑。
三、
如何应对类似拷问型的网络舆情？
应对类似拷问型的网络舆情，需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干预。
从价值层面来说，
要提升社会文化审美水平，推动国民整体素养的提升；
从物质层面来说，
需要重视每一个热点舆情，认真调查，回应网民诉求，以沟通交流推动达成更多社会共识。
从价值层面，要从国家舆论宣传、经济建设和法治公平等方面进行建设和改善优化。
1
、舆论宣传。
我此前在文章《农夫山泉危机：大众传播的成功导致了“双刃剑”效应》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