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读过了 | 《材料与注释》：一种新的研究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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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50—70年代特别有意思的文本，特殊性的文学材料，包括会议记录，自传，交代材料，公开信，私人书信的公开印发，以及日后的回忆录，等等，这样一些文本，会构成一个独特的时代文本体系。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估计以后也很难有）的文学体制内，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人人写自传，人人写交代材料的盛况。胡适是提倡每个人写自传的。但是二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这个时代的自传或交代材料，作者必定都带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战战兢兢的心态在写作。这种自传有特定的读者，不是写给全国人民看的，也不是写给文学读者看的，而是写给某些想象中的、能够决定你的生死前途的，或者说在这个文学体制中，能够为你的观念，你的主张，甚至你的人生投下一票的人在看。而且，论争者、角力者写下的东西，彼此之间未必互相看到，只是当时的审判者，后世的研究者有可能看全这些文本。这种写作的特殊性，别的时代我觉得很难出现。

做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50—70年代，大家都知道，档案解密问题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只有在因缘际会的偶然情况下，研究者才能看到一些“内部性”很强的材料，才能够发掘出当时看上去好象是整体一块，而且显得很光鲜、很坚固，里面却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复杂体制，让我们能够打开一个洞，去窥见政治/文学体系运作的内况。这些材料的珍贵性在这里，对材料进行解读的重要性也在这里。

如上所述，《材料与注释》面对的是一个时代的独特文本。如何通过这些独特文本去呈现时代独特的文学体制和文学观念？研究者需要做出一个选择。像李洁非《文学微观察》是将列出一系列关键词，如“宗派”“会议”“斗争”等等。洪子诚采取的，是将材料推到前场，研究者作为注释者退到后面。研究者的隐身和退居幕后，构成了《材料与注释》的写作策略。

这种写作策略很容易让人想到古代文学研究的“集注”，或者类似陈平原、夏晓虹在《图像晚清》里采用的小说材料与报刊材料互证的形式。但是50—70年代的文本“内部性”，不同立场的叙述者往往处于“背靠背”的境况，研究者博采各种材料，以此完成的背景介绍，语境重现，乃至跨越时空的文本互证或互驳。

我觉得研究者退居幕后的好处有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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