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浙大13年，请辞校长近40次，所有人却说他做了最好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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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开始也很奇怪， 开个会，30多个人，都有谁来参加，他都记得。 说实话，我自己开会，事后也讲不出来都有谁。后来我才发现，他有个工作日记本，可以揣在上衣兜里， 开会的时候有哪些人来，谁发言了，发言时间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他都记录在本子上，到晚上，再把这些整理到自己的日记本上。 ”

除了这些，竺安还记得，“他在1936年， 从南京乘汽车到杭州，在汽车上他盯着车上的里程表，记录沿途各站的距离，连见到几辆自行车等等都记下来。 ”

竺安有些感叹，“我自己做实验都没这么认真。我想，一天工作下来，人都很累了，还要这样记一天的事情，毅力令人惊讶。 父亲认真到有时要引用古人的诗句他都会去翻原著。 ”

竺安觉得这也是父亲的日记和其他的名人日记不一样的地方。“我翻看过很多日记，有些会过滤掉不好的内容，只写好的，有的很简短，没那么详细。竺可桢日记，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重要的事情都会记录下来。”

竺可桢日记

父亲的伤痛，我是看了日记才知道

从2000年到2013年，这13年间，竺安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就是在“读”竺可桢日记，这个过程就像是他和父亲之间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他才读懂父亲的很多情感、做人做事的理念以及一些过往事情的真相。

“当年在浙大西迁路上，我二哥生病去世，我们兄妹5个人中，二哥是父亲最喜欢的孩子，他14岁去世，半个多月后我母亲又去世，对父亲打击非常大。但当时我根本看不出来，因为他肩上有很重的担子。随着日寇步步入侵，必须一次次地迁校，顾不上为家事而悲伤。我后来在整理日记的时候才看到， 母亲去世约半个月后，有一次他一个人在深夜，悲从中来，嚎啕痛哭。这是母亲去世后他唯一一次感情爆发。 ”

竺可桢家庭照

让竺安印象深刻的还有父亲在浙大西迁路上，和浙大师生一路走一路所做的事情。

“在江西泰和，那里的赣江经常发大水，危害甚重， 竺可桢就让土木系的师生考察并设计一条大堤，由县政府组织施工，很快就修好，解除了水患，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因而这个堤在当地被称作浙大堤。 到了贵州遵义，浙大地理系的师生考察到附近有锰，炼特种钢有用，很快就开采起来了。在湄潭，鉴于这里气候土壤很适合茶树，浙大的茶叶专家（也是中央茶场场长），教老百姓种茶和炒茶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茶叶质量。”竺安说，父亲的理念是， 大学不仅是教育机关，把学生培养出来能找到工作就行了，而是有责任做实事 。

1938年6月，竺可桢校长(前排左3)与胡刚复教授(前排右3)、张孟闻教授(前排左2)等部分浙大师生代表在遵义的合影。 资料图

“当年浙大有很多有才华的人，大家各有各的性格，有时候难免会有分歧，父亲在处理这些矛盾的时候也很有技巧。”竺安记得当时浙大物理系的束星北，很有才华，但性格也暴躁。

有一次，在湄潭，他和总务处主任起争执，打了对方一拳。事情闹大后，竺可桢专门从遵义到湄潭解决这个事情。总务处主任要求束星北写道歉信，当众宣读，并请两桌酒。竺可桢说，抗战时期物价昂贵，酒就摆一桌吧，吃饭前，让束星北把信念了，念完后，他就把信拿过来，揣到自己兜里。“这样既道歉了，又不让信落到对方手里，很巧妙地化解了这个矛盾。他后来密集地给双方写信、谈话，终于使两人成为好友。”

他不愿做校长，却做了最好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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