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继续讨论写实主义的发展，从唐传奇、《金瓶梅词话》、《儒林外史》到《红楼梦》，进一步贯彻历史化方法。
1984年的《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展望》是回顾古典文学的研究现状而给出一些建议，却关乎他的中国文学的整体企划。章先生以明代文学为例，主张把诗文与戏曲、小说放到文学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不必严分文类的界限。如高启的《青丘子歌》、李梦阳、李贽、袁宏道、汤显祖的《牡丹亭》与《三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指出由于市民经济的发展，这些作品在表现自我意识方面一脉相承，形成“晚明文学革新思潮”。这对于当时的文学史研究来说具有抉幽发微之效。他说：
像晚明文学中的那些把“好货好色”为人的正常欲望来描写的作品，不仅从封建的传统观念来看应予否定，就是依据貌似马克思主义的“左”的观点，那些也都是毫无可取的封建糟粕。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我们才能认识到那正是跟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联系在一起的市民意识的体现，是那时文学中值得赞扬的新的事物，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市民意识的局限。所以，越是进行这样的比较，马克思主义也就越加成为我们这个领域的灵魂和血肉。
这段表述含有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基本原理，这为人熟知，而章先生引述了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中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对于他的文学史来说，这成为判断文学价值的基本法则，不仅要根据作品的思想内容，也要根据其艺术形式。在判断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运用“比较”的方法，“既要进行比较，我们就必须说明这一阶段的文学跟前一阶段的有什么不同，不但要指出明显的差别，尤其需要分辨同中之异。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持续，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是很缓慢的，在后一阶段所出现的反复，只有仔细地剖析其同中之异，才能显示出前后的发展关系。”这不啻是自己的经验之谈，不仅需要对中国文学的发展的宏观把握，也需要对微观细节的分辨能力，而所谓“反复”，即文学史中“人性”发展的升沉起伏，已在章先生的思考之中。
此后章先生铺开文学史地图，开始布局，从《不京不海集》看《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和《明代的文学与哲学》，对以前的讨论加以细化深化，巩固既有阵地，在后来的文学史中晚明文学标志着“人性”发展的“复兴”阶段，固见其重要。另如《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别》《从游侠到武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考察》《走在下坡路上的文学——简论宋诗》等，涉及重要时段、块面或主题，前两文具有文化史面向。发表于1987年的《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则意味着又一次华丽而引发争议的逆袭，严密的论证中情思飞扬，接二连三抛出新观点，埋下以待深耕的种子。这回触及传统道德，比起使文学摆脱政治的羁绊更为艰巨，所针对的不仅是古代、也是当代的问题。在几部当时流行的文学史中，魏晋文学被认为是追求“形式主义”而遭到贬低，章先生指出其实在历史上从裴子野、李諤到白居易就贬斥魏晋文学背离了为政教服务的方向，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颇有兴味的现象，现实主义本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概念，但当这一概念输入中国后，在具体的理解中，却很容易地跟传统的儒家文学观结合起来了”。先生从思想解放、美的创造与诗人的主观精神方面说明在魏晋南北朝出现尊重个人、诗与哲理结合的倾向，是对文学史的重大贡献。另如南朝的“宫体诗”向来以趣味低俗而为人诟病，其实表达了对自然风景、歌舞与人体的美的感受，是一种进步。如萧纲的《咏内人昼寝》真切传达了青春女性的睡态之美，谈不上“色情”。
同时，章先生继续在理论上推进，从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引证：“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章先生说：“作家是在勇敢地冲破旧的束缚，力图按照自己的认识、评价和感情来写作呢，还是在神圣事物、旧的秩序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力图使自己的认识、评价和感情与之相适应？”这是对上面《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展望》中恩格斯的是否“提供新的东西”的论述的加强和补充，更重要的，在最后总结部分引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名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又大段引马恩《神圣家族》关于“人性本善”的论述。稍后在《再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兼答刘世南君》中驳斥“人性即阶级性”时，再次引用《神圣家族》中马恩同意边沁的“个人利益是惟一现实的利益”、霍尔巴哈的“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爱他自己”的思想，章先生说：“根据这样的对于人的本性的认识，那么，‘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也就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社会组织。”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中，个人欲望与自由发展之间相契合，至此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阐发，基本完成他的文学史书写的核心理论。
1996年他与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章先生即作《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一文作为回应，首先表示：“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人心，以及近年来关于许多理论问题的讨论，是本书产生的大背景。”并交代了文学摆脱了狭隘的阶级性而回归普适“人性”的认识过程。在理论部分以马克思的“联合体”为基础引述了《资本论》中：“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从而声称：“人自身而非某种政治或道德理念才是历史的主体。可以说，整个人类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人性的发展史，就是‘人的一般本性’透过其在不同时代中的变化而渐进地、持续地最终充分地得到实现的过程。”
这是章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长达四万字《导论》中的主要论点，他阐述了人性的历史变化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表现，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资本主义产生人性“异化”或“自我克制”的论述为指导，指出中国文学史所表现的既有人类本性的，也有人性扭曲的，呈现非直线、不平衡的发展轨迹。最后总结说：“一部文学史所应该显示的，乃是文学的简明而具体的历程：它是在怎样地朝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有过怎样的曲折，在各个发展阶段是通过怎样的扬弃而衔接起来并使文学越来越走向丰富和深入，在艺术上怎样创新和更迭，怎样从其他民族的文艺乃至文化的其他领域吸取养料，在不同地区的文学之间有何异同并怎样互相影响，等等。要写好一部文学史，是一项浩大、繁难的工程。”
如本文有限的追溯，如果说1980年代中期先生开始对“人性”及其历史“反复”的思考，那么在1996年的《导论》中，这一思考已趋向成熟，且在实践上已产生一定的成果。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中概述自魏晋贵族阶级表现自然人性的文化价值到唐宋的平民士人的兴起，因屈从于专制皇权而造成自我抑制，至元明时期城市经济的繁盛而产生市民阶级的自我意识，同样在文学形式方面也随着人性发展的轨迹而呈现起伏之势。这在大体上勾画了文学史“人性”发展的曲折“流程”，比《导论》更为扼要精辟。须指出的是，《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始于1980年代中期，章先生召集一批青年学人，笔者也参加过两次讨论，最后由骆玉明根据各人所写的进行整理和统稿，虽然与几部文学史已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地方如最后五四与传统的部分体现了章先生的想法，但毕竟时过境迁，与《导论》所说的人性曲折发展的图景存在不小的距离。后来章先生重新组织撰写《中国文学史新著》，这篇《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具有某种宣言书的意义。
先生的最后十年，一切皆围绕新著文学史，鞠躬尽瘁，斗志弥坚。除主持《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写作外，《不京不海集》中《鲁迅的前期和后期——以“人性的解放”为中心》旨在加强理论建设，如《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与《关于中国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等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打通古今文学和研究方法等重要方面作了理论性阐述。我们来看《续编》中的十数篇文章，兼有考证与论述，珠粒般光芒闪烁。除对“屈原名平”、《大招》、《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等考证之外，《论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传统与现代：且说〈玉梨魂〉》和《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学的古今文学演变》则是有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理论阐述。而在章先生的倡导下，“古今文学演变”成为复旦大学古籍所的一门新的研究领域。
此时章先生尤其关注文学史上的女性问题。实际上在《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中打通文学史内在思想筋脉，揭示晚明对魏晋的传承关系。的确，晋人王戎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之语几成晚明文人的口头禅。而章先生则发见女性之声，以《搜神记》中唐文榆、《幽明录》中石氏女为例，指出她们“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精神形态与《牡丹亭》题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是一脉相通的。而《〈玉台新咏〉的编者与梁陈文学思想的实际》可说是石破天惊，一反《玉台新咏》为徐陵所编的陈说，而认为由陈后主陈叔宝之妃张丽华所编。这一论断不仅以严格的资料与逻辑探考为基础，也是对南朝文学作多方考察的结果，其实也是集体讨论的产物
（如《中国文学史·导论》中提到谈蓓芳《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新著》中提到她的《玉台新咏版本考》等；吴冠文、谈蓓芳、章培恒合著的《玉台新咏汇校》于201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对中国文学的性别研究如1993年孙康宜、苏源熙合编《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与2002年张宏生主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江苏古籍出版社）
，已形成国际潮流，而主张张丽华编辑“艳诗”性质的《玉台新咏》，为中世文学的女性议题开启新的窗口，具标志性意义。
从性别角度看，吴伟业和龚自珍形成对照。明清之交才女辈出，多为歌妓，她们与文士交往留下美篇佳什，是抒情传统或性别研究的话题。在《试论吴伟业的文学创作——以其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关系为中心》中，吴伟业延续晚明文学的流风余韵，在诗歌中悲悼卞玉京等女性的命运，哀婉凄绝。体现了尊重个人的概念，也是对自己无法掌控感情生活的悲悼。与黄毅合作的《龚自珍和归佩珊诗本事考》揭示龚自珍与其第一个非婚恋人的“影事”始末，至为精微。颇具反讽的是，在这位以尊重自我著称的近代思想家身上，虽对这场恋爱表达了苦痛、多情乃至忏悔，却实际上表现了对爱人的残忍与专横。“所以，这些诗词其实均是男性话语。就此点来说，从女权主义的视点对过去重加审视实有其必要。”文章以此为结语，尤为警辟
（可参看《新著》中对陈端生的《再生缘》的“男权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分析）
。这篇文章是对《新著》中有关龚自珍章节的补充，先生晚年在思想上不懈进取，于此可见一斑。
全球化促使科技、信息、资本和人员前所未有地高速流通，也加速了教育与学术科研领域的国际交流的节奏。就北美地区而言，随着中国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中文地位的提高、亚裔移民文化上寻根的要求与数十年来汉学研究的长足发展，在新世纪头十年相继出现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Victor H. Mair,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新星出版社，2016年，以下简称《哥伦比亚》，引文标页码）
和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
（Kung-y Sun Chang and Stephen Ow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三联书店，2019年，以下简称《剑桥》，引文标页码）
，是值得庆贺的文化事件。章先生与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版于2007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如果将之与上述两部文学史在大体上做一番比较，可显示其独特的回应与贡献。
自1904年林传甲出版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以来，同类著作层出不穷，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反映了各时期文学经典、审美观念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文学史大致分为古代、现代和当代；古代文学史以历代王朝更迭作为叙事架构，《哥伦比亚》和《剑桥》首先对此表示质疑，因为考虑到其所隐含某种统一性及其评价标准，或者试图寻找一种体现文学发展内在理路的叙事模式。无论是否依循朝代编年体例，它们均力图体现中国文学复杂与多元的样貌。在文化上崇尚多元和兼容是后现代与全球化风潮的共识，而在北美更受到人文学界去西方中心化与多元、平等和包容的族群政治的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