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战争罪责反思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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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结合国际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德日二战战争罪责反思的差异，进行一下探讨。

一

1946年，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罪责问题》一著中，对于德国人战争责任所做的四个层面——法律（刑事）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灵魂）罪责——的区分，为我们理解和评估战后德国与日本对二战罪责的反思，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伦理分析框架。

德国在二战后的战争罪责反思，基本体现了对“四重罪责”的深度反思和接受。在法律（刑事）罪责方面，德国通过纽伦堡审判、法兰克福审判等方式，追究了纳粹战犯的法律责任。在政治责任上，德国政府接受了对纳粹暴行的责任，对国际社会进行了公开道歉，还通过赔偿大屠杀受害者家属等行动承担后果。在道德责任方面，德国社会广泛开展了对纳粹历史的教育和反省，强调每个公民对历史的认知和道德判断的重要性。在形而上学（灵魂）责任，德国通过建立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大屠杀纪念馆和系统的中小学教育项目，促进了国民对于人类共同命运的反思，强化了抵抗不正义的全球责任感。

相比之下，日本对于二战罪责的反思，在四个层面上都显得不足。在刑事责任方面，虽然东京审判追究了部分战犯的责任，但日本国内对东京审判的接受程度，始终存在争议。在政治责任层面，日本政府虽然发表了多次道歉声明，但一直饱受邻国的质疑，这些被侵害的邻国认为日本没有充分承认其侵略行为和暴行。道德责任方面，虽然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中有对侵略战争的叙述，但对于战争责任和暴行的反省并不深入，且一直存在教科书审定和历史教育上的争议。在形而上学责任方面，日本社会对于战争受害者的纪念和对全人类不正义行为的反省，相比德国显得较为有限，对国际社会的批评和质疑，反应也更加保守。

可以说，从雅斯贝斯的“责任概念”来看，德国和日本在战后处理二战罪责上存在着根本差异：德国通过全面接受和反思四种责任，实现了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深刻自我批评和道德重建；日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些责任，但在深度和广度上显著不足，尤其在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公开和深入讨论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二

德国、日本的战争罪责反思，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国际研究者对此提出了各种看法和意见，认为这种差异反映了两国在历史认知、社会教育和国际责任感等方面的不同取向。

荷兰记者伊恩·布鲁玛在其1994年出版的《罪孽的代价》一书中，较早关注这一问题。布鲁玛将德日战争罪责反思的差异，归因于两国战后民主政治制度的差异——不是文化因素，而是政治因素，决定了德日战后战争责任反思的差异。

战后，西德在经历了盟军的去纳粹化、冷战的保守派回潮、中左翼自由民主社会力量的反拨和矫正，以及学生运动抗争和公共领域的理性探讨之后，最终走上了“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道路。相形之下，日本因为日美同盟政治体制对于战争追责不彻底（麦克阿瑟庇护裕仁天皇，将其排除出东京审判；冷战导致日本前军国主义者全面回归政治体制），使得日本右翼势力未能彻底清除和转变，不时沉渣泛起，制造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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