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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靖看来,所谓“
清流
”与“
浑浊
”是次要的。他最关心的是自我权力的至高无上性,以及帝国的和平稳定。当然,此后者也是前者的根本保障。这是最高原则,亦是底线,在此前提下再谈其它,否则免谈。
历代统治者均如此,这与另一神剧《走向共和》可谓一脉相通。观众能够体会到,慈禧不是不想改革,不是不想国家强大,更不是不想民众生活好起来,只是这一切一切必须是在保证自己权力至高无上,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之下的。
认为封建统治者(当然,现在很少用“封建”一词)就是主观上想压迫百姓,剥削民众,这纯属历史的“弱逻辑”,也是与正常的“人性”不相符合的。但
由于社会现实体制等等的局限,想要保持权力的稳定性与持久性,尽可能获得最大利益,总是建立在侵犯他人利益之上的。
剧中,严嵩对严世藩讲:“我大明朝只有一个人能够呼风唤雨,那个人就是皇上,大明朝只有一个人能替皇上遮风挡雨,那就是我,不是你!”严嵩正是帮助嘉靖维持了权力的至高无上性以及稳定性,才拥有了一切。裕王问:“我大明朝哪些是真正的贤臣?”嘉靖答:“没有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看清楚了,贤时便用,不贤便黜。”在这里,“朕即国家”,谁能为我所用,谁即贤,贤与不贤都是以“我”为标准。
宦官,以吕芳、陈洪、黄锦、杨金水、冯保等为代表。宦官在明朝政治上具有突出地位。
剧中第1集,时任东厂提督的冯保就打死了周云逸,后来压着大家独自给嘉靖报祥瑞,放话:“你们谁要再敢胡咧咧,我立马把他往死里打!”吕芳听说后,笑着说:“我还以为皇上一高兴就让你进了司礼监了呢。”冯保大惊失色,连忙自抽耳光,自跪雪地直到冻僵。宦官系统内部等级极为森严,阴森恐怖,稍有不慎从天堂直到地狱。
位于宦官系统顶端的吕芳被称“老祖宗”,这连皇帝本人都十分清楚,并予默认。在第36集,嘉靖讽刺吕芳连呼其“老祖宗”。冯保与杨金水都是吕芳的干儿子,杨金水在浙江又有不少干儿子,通过这种方式,链接为一层层、一个个势力利益集团。
在朝廷中枢,司礼监与内阁制度堪称二元双规辅政机制。
嘉靖后期,内阁权力高涨,地位盖过司礼监。这在剧中得到了客观的反应,内阁之票拟,司礼监较少有否决的。吕芳与严嵩、徐阶之间,徐阶与严嵩之间都显得十分客气,这也是对官场常态的反应。同
是位极人臣的强者与强者,都具高超的智慧与谋略,日常逢面都表现出相当的尊重,哪怕是政敌,这当然只是恭维的套路。
高拱与严世藩倒也心直口快,常当众撕破脸皮,历史也证明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最终的失败。
不少历史剧在这一方面表现不佳,我们往往看不到他们的城府与深度,争争吵吵不休,这是不符合常态的,但凡混到中央级别的,都是有些本事的。
再联系现实政治,领导与领导之间的相处,历史与现实在某些方面总是相通的。宦官常用来制衡百官,这也是明史常识
。严党倒台后,吕芳逐渐偏向裕王一方,嘉靖失去了制衡的途径,遂提拔心狠手辣的陈洪取代了吕芳,但嘉靖对吕芳是有深深感情的,对陈洪只视为纯粹的工具,用完即丢。嘉靖宾天之时也是陈洪死期之至,他得罪了百官,得罪了裕王,也得罪了吕芳儿子儿孙,将来恐无一人替他讲话,因为政治更多是靠人情运作的。
江南织造局兼浙江市舶司总管太监,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的干儿子。心机深重,做事果决,有冷酷的一面,却又不乏人性之温情。杨金水是剧中浙江贪污大案的关键人物,与富商沈一石、浙江大小官员均有牵连。案发以后为了保全其背后势力,选择装疯保命。皇帝念其忠心,放他离开,得以善终。
以杨金水为代表的地方宦官,在外充当“宫里”的代表,为内廷揽财。杨金水掌控着江南织造局与浙江市舶司,都是不折不扣的肥缺。这种差事皇帝只有交给自己的奴仆才放心,地方官府一般无权染指。
他们与地方官府既合作又冲突,分别是司礼监与内阁在浙江的势力利益代表。地方宦官在保证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其它一切利益指向“宫里”,只对“宫里”负责,什么国家大事,平民百姓与他们无关。
杨金水常言:“那是你们地方衙门的事,我只管给宫里织丝绸。”对于地方衙门的把戏只管看热闹。可当沈一石私自打着织造局的旗号去买田,杨金水立马坐不住了。当矛头指向“宫里”,指向皇帝,维护皇帝的颜面是他们必须的工作。所有案件一律不准牵扯“宫里”,绝不允许他们“往宫里和皇上头上泼脏水”。
杨金水为何装疯?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嘉靖的圣名,同时也是为保全个人。海瑞穷追不舍,毁堤淹田的事一旦真相大白,皇帝圣名就不存在了。杨金水身为司礼监与皇帝在江南的代表,身负皇命,他干的坏事就相当于皇上干的坏事,宦官与皇帝可谓荣辱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