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戈壁到讲台，他是中国航天的引路人！

在沈荣骏等创业者们夜以继日的奋斗中，我国航天事业的基础建设渐成体系。但苏联专家撤走后，遗留的一大堆技术难题，使基地工作陷入了困境。1960年，沈荣骏调任航测助理员时发现，苏联提供的导弹测量坐标系的精度存在问题。在这样的坐标系下，导弹射程一远，便会出现很大的误差。“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自己的测量体系，就不可能实现远程导弹试验的推进。”于是，他趁着每天下班后的时间进行计算、推导，写下《非匀质椭球体上的发射坐标系》，交给计算处时却因不合规范而遭到拒绝。

那个时候，试验靶场所有工作的规范都是苏联专家提供的， 创新往往意味着对权威的挑战， “规范上没有的东西，尽管对，也没人敢用。”转机出现在1964年，当国际学术界用不同的思路得到与沈荣骏完全一致的结果，这套凝聚心血的坐标系终于被正式启用。

戈壁滩的自然条件下，建一个测量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面对这一高昂的成本，沈荣骏创造性地提出“3站4台”的布站方案 ：不同于4台外测设备布在4个站点的常规思路，将4台设备布在3个站上，可以节省不少成本。他带领团队反复验算，不断考量，从不同的角度证明方案的可行性。最终，“3站4台”方案得到了认可，代替了以往的布站方案。

20世纪80年代初，沈荣骏与陈芳允、孙家栋一同参与国际技术交流时，听说国外有一家运输公司用两颗通信卫星给车辆定位，便受到启发，思考如何研制中国的卫星导航系统。当时有一种意见是利用通信卫星，但沈荣骏并不同意。他认为，导航系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而这正是未来发展的命脉。这份战略远见为北斗工程奠定了基石。

面对星载原子钟的技术封锁，沈荣骏带领团队另辟蹊径、独立研发，从基础元器件筛选做起，逐步突破技术瓶颈。经过不懈的攻关，北斗团队自主研发的原子钟，部分指标甚至超过了伽利略系统和GPS系统。从1986年提出，到2020年完成，30余年风雨兼程， 北斗走的是一条自主创新之路，这也正是以沈荣骏为代表的中国航天人突破陈规、勇闯新路的开拓精神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