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黄河河口淤积延伸对黄河下游河道存在不利影响，故从宏观意义上而言，黄河河口综合治理事关黄河下游的长治久安
。
据此，《黄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年）》明确规定：当黄河河口的演变达到一种特定的临界状态时，即入海流路延伸长度达到一定阈值且西河口10000m³/s水位达到12m（大沽高程）时，就必须实施有计划的人工改道，从而最大限度地减缓这种不利影响。鉴于此，
如何减缓和遏制黄河入海流路的淤积延伸，尽量延长现行清水沟流路使用寿命，同样是黄河河口综合治理的重大任务之一。
2.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与修复
黄河三角洲地处新生陆地、河流与海洋
的交汇区域，其独特的无机环境孕育了多样的生态系统，兼具自然性、脆弱性、稀有性、代表性、完整性、多样性等六大鲜明特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受黄河入海水沙数量锐减、河口河段持续断流以及人类活动干预强度加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黄河三角洲区域发生了天然湿地萎缩、生物多样性受损、海水入侵及区域盐渍（碱）化日趋严重、陆域生态系统出现逆向演替等一系列生态问题。相关部门审时度势，陆续实施了设立国家自然保护区、制定政策及法规制度、调水调沙及生态补水、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环境污染治理等多项重大举措，极大改变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系统恶性发展的严峻态势。
黄河三角洲区域内分布有我国暖温带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相关统计结果表明：在以宁海为摆动顶点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区域内，湿地（含天然湿地与人工湿地）占比达43%～50%；而在以渔洼为摆动顶点的现代黄河三角洲区域中，湿地占比更是高达70%。为促进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提高生物多样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以黄河三角洲湿地为主的河口生态保护区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一带五区多点”空间布局的“五区”之一，并提出了八项主要举措，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四个发展方向：
一是保障水资源供给，
尤其是切实保障河口湿地生态流量，探索利用非常规水源补给鸟类栖息地；
二是实施流路与河道生态补水、河口水系连通、沿海防潮体系建设等工程，
恢复黄河三角洲岸线自然延伸趋势，为黄河三角洲地区生态保护与修复营造良好生境条件；
三是分类施策，
通过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实施黄河三角洲湿地与重要鸟类栖息地、湿地联合申遗，为其生态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四是减少油田开采、围垦养殖等各类经济社会活动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稳步推进退塘还河、退耕还湿、退田还滩等。上述举措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与修复主要目标和任务。
1.入海流路运用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根据《黄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年）》，黄河河口入海流路除现行清水沟入海流路外，还规划有刁口河、马新河及十八户等多条备用入海流路，其中，刁口河流路被视为清水沟流路使用结束后优先启用的备用入海流路。
▲
规划流路、自然保护区及黄河口国家公园位置示意
针对上述相关流路，诸多专家学者就运用模式、方式与方案等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性研究，提出了包括独流、分流与多流入海等多个流路运用模式，具体运用方式主要包括人工有计划改道备用流路、现行流路与备用流路同时行河或轮流交替行河、备用流路作为分水分沙或分洪通道等。
显而易见的是，黄河河口入海流路运用模式和方案的不同，必然会导致入海水沙运动、输移和分配特征的不同，从而引发河道、海岸、滩涂等特殊地貌的调整变化，并将极大地改变相关区域内的水因子、地学因子、土壤因子、化学因子等多个无机环境要素，对黄河三角洲内的整个生态格局产生利害不一的重大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基于黄河河口入海流路的自然演变规律以及河口地区的防洪、防凌安全和河道管理效能的要求，黄河河口入海流路持续运用人工干预改道情形下的独流入海模式，经历了神仙沟流路（1953年7月—1963年12月）、刁口河流路（1964年1月—1976年5月）、清水沟流路（1976年5月至今）3个独流入海过程，历经70余年，共增加新生陆地面积约1260km²，并由此孕育塑造了现代黄河三角洲（以渔洼为摆动顶点）区域内多类型生态系统分布与依存的生态格局。这种人工改道独流入海运用模式的实施，总是伴随着新、旧两条流路的更替过程，并在特定时段内对相关区域的生态系统演化产生重大影响。以刁口河流路改道现行清水沟流路为例，刁口河流路在1976年5月停止行河后，由于缺乏水沙资源供给，至2010年前后，流路范围内陆地面积蚀退约235km²，在该区域内，海岸线的侵蚀后退及海水、地下咸水的入侵扩张，严重影响了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北部片区生态系统尤其是湿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与此同时清水沟流路于1976年5月开始运用，至2010年，流路范围内的陆地面积增加了近480km²，并由此造就了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的南部片区。由此可见，
